謝明瑞
在政府的各種改革中，若以人民最所關切的「復徵證所稅」為例，在「有所得就應課稅」與「量能課稅」的兩大原則下，朝野對於證所稅的課徵提出許多的版本，經多方討論以後，卻仍無法提出一個可供大家滿意的課徵模式，因為任何政策的修正或改革，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只要根據「落實社會公平正義」與「合理增加國家稅收」的大原則，並符合大多數民眾的支持與配合，就宜實施。
2012年3月，中時民調中心針對台灣地區七百一十餘位成人的電話調查顯示，有將近一半(47%)的受訪民眾認為當前的稅制不公，有68%的人贊成超過一定的交易額或獲利要課徵證所稅，堅持反對證所稅者僅佔2%，亦即資本利得課稅公平性的改善，以及租稅正義的理念與執行，幾已成為「全民」共同的期待。而任何稅改難免都會傷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如何利用民氣，順勢而為，進而化解這股掣肘阻力，是政府在推動改革過程中，所必須考量並解決的問題。
許多民眾或許對當年的郭婉容事件記憶猶新，即1988年9月，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自1989年1月起，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證所稅)；由於事前疏於溝通，又無適當的配套措施以資因應，結果造成台灣股市無量下跌19天，大盤指數下跌三千餘點(由8900餘點跌至5700餘點)，股民損失慘重，財政部長郭婉容因而下台；二十餘年前的「郭婉容事件」延續至今，股民餘悸猶存，然而，台灣時空已變，經濟條件及民主政治都已較往昔進步，稅制的改革亦有其必要性，因此，如何防止人民的心理恐懼，瞭解課稅制度改革對市場所造成的衝擊，並解決稽徵技術上的問題，應是改革過程中所必須先予克服的問題。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需求，而民主國家的改革程序，都必須經由朝野協商，以及相關部會一連串的討論與審議，決策過程宂長，幾經延宕，結果是稅制改革尚未開始，市場已呈大幅轉折，加上既得利益者的杯葛，以及政治人物的蓄意操作，造成民怨四起，因而有「王安石變法改革現代版」的南方朔觀點，認為馬總統的「改革」，已把台灣搞得一片烏煙瘴氣，應把以改革為名的案子，包括證所稅、十二年國教、油電雙漲、募兵制等全部撤案…；是也，非也。
在民主國家，改革本不容易，但若馬總統知道問題沈痾，且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但卻不能進一步大刀闊斧加以整治，而僅知粉飾太平，則國內政經局勢僅能在原地打轉，而在科技進步與國際經濟的交互影響下，不進步就是退步，則在國際間的競爭難以立足，對國家長遠的政經發展不利，非負責任的政府所當為，亦非人民之福。
改革若屬必要，做法若是正確，決策就須果敢而有效率，然後全力以赴，否則就是鄉愿。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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