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無庸置疑，調整勞工基本工資除順應國際公約與世界潮流外，其目的旨在，藉由法定程序保障弱勢邊際勞工權益及基本生活需求，避免遭到惡意剝削，進而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在此回顧國內勞工基本工資制度，民國45年實施迄今，經過20餘次調整，其中民國67～86年期間因經濟快速成長，而每隔1～2年調整一次。惟受到經濟成長趨緩與產業外移影響，為避免提高廠商經營成本與增加失業人口，至民國96年止凍結勞工基本工資；民國96年之後，雖經過三次調整，但其幅度不大。
依據現行勞工基本工資計算公式，暫不考慮產業發展環境與廠商經營現況，不論以上次所核定之基本工資帶入「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兩項參數為計算，或是之前所承諾連續兩季經濟成長率高於3%、失業率低於4%的條件，目前業已符合調整勞工基本工資門檻。然而，勞工主管機關卻又語帶保留，此乃現行勞工基本工資制度似乎不夠完善周延，以致引發勞資雙方各自有不同的論述。這些歧見可以歸納如下：
其一，基本工資調整合理幅度認知不同：以勞方立場來說，由於經濟成長、物價指數上揚、各業平均薪資增加等因素，應讓勞工分享經濟成果，以利增加消費。相對以資方角度來說，則是因健保負擔、勞退新制提撥、勞保費率持續上漲等因素，而使得廠商增加不少經營成本，其調整空間不宜過大。此外，目前各業九成以上勞工每月平均薪資超過基本工資，以其作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的經濟目的式微，尤其與彈性工時之政策產生矛盾。
其二，基本工資調整標準公式未能釐清：雖經過歷次調整勞工基本工資，但令人意外的是，其公式不斷更迭所隱含的意義為何？若以民國45年行政命令方式所訂定之基本工資定義，係以提供勞工個人及其妻子生活作為基礎；不過，1985年之後歷次基本工資審議之中，雖列舉許多考量因素，但並未規定基本工資保障對象是勞工個人，抑或是包括勞工眷屬，使得歷次調整基本工資無法以客觀的數據說服社會各界。
其三，基本工資調整適對象包括外勞爭議：若從相關資料統計來看，調整基本工資實際受惠對象並非本勞，而是工業部門外勞，若無平衡措施，除了增加國內企業經營成本與降低投資意願之外，恐將使得部分企業關廠或外移，反而減少本勞就業機會。此外，加上目前許多國家亦未訂定外勞最低工資規定，此乃工商團體再三希望將外勞給付薪資標準與現行基本工資脫勾理由，以致外勞薪資迄今仍適用於勞動相關法規。
雖長期以來各界對於勞工基本工資是否調整，均有論述基礎，或是合理主張，但從上述中卻又發現，現行勞工基本工資制度部分設計，似乎不太符合社會需求。在此同時，我們必須瞭解，勞工基本工資調整所包括的層面極廣，不僅涉及勞工權益，或是牽動民間消費，而且亦會關係經營成本，甚至影響廠商投資意願，所以其制度調整不可不慎。
至於未來在基本工資制度修正上，個人認為除了評估國際勞動市場水準，讓外勞依據不同產業需求給予最適之價格之外，應該參考OECD許多國家採取彈性制度，讓都會地區勞工取得較高之價格；因應產業結構變化，讓各種就業型態勞工適用差異之價格；訂定調整標準公式，讓弱勢勞工獲致基本生活保障之價格等多元思維進行調整。亦即勞工基本工資調整所存在的歧見，需要透過制度修正解決，而非任憑勞資雙方藉由政治力量介入形成對立，否則得不償失，此為勞工主管機關在審議基本工資時，值得深思之處。
(本文刊載於2013年3月29日工商時報A6版「政經八百」觀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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