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鵬
系統動態學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佛勒斯特教授所創，後來接受永續發展推動團體羅馬俱樂部的委託，將其運用於環境與人文長期變遷的研究。1980年，美國的巴尼教授又把這個方法，運用於他所主編的專書《全球公元2000年》──美國卡特總統所委託進行，有關全球永續發展的研究。
系統動態的基本方法，是把一些關鍵變數以及變數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用動態模型描述出來，然後藉著這個模型來推演跨時點的趨勢變化。所以，它就是一種模擬系統，與所謂的「兵推」類似；只不過兵推通常應用於敵對力量的作戰，涵蓋的時間通常較短，而系統動態則是對長期的趨勢進行演練。
我們可以運用系統動態模型的概念，分析兩岸之間關係的變化，預測未來的走向。在台灣內部的長期趨勢方面，我們需要先認定幾個重要的變數。一個是教育。此變數之重要性，在於它會形成下一代的思想與觀念，而下一代會慢慢長大成年，成為公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會影響公民的思想，以及對於世界和兩岸的認知，進而影響他們的政治態度。
在這個方面而言，自從十二年一貫新課綱實施以來，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歷史上幾乎消滅了「中華民國」。如今有很多的小學生都在問老師，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叫作中華民國。多數歷史課本對於中華民國產生過程的描述，可說是粗陋地一語帶過，而且是放在東亞史。在兩岸關係上，中華民國的存在和其歷史發展，是一個重要連繫，本有機會成為防止兩岸走向戰爭的防火牆，但目前在教育上已經被推翻。現在的學生，知道身分證上印的是中華民國，但不知道中華民國代表什麼，也不知道如何從中華民國的歷史連接到中國更早的歷史。
第二個重要的變數是媒體。目前（瀏覽量較大）主流媒體的內容，從電視到網路，清一色是反中、仇中、鄙中。所以等下一代長大離開學校，走入社會時，他們繼續接受媒體的「教育」，而且其火辣程度遠超過原來的課本。「中國」2字的內涵，只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7個字。
接下來的一個變數是選舉。我們採一人一票制，確實擁有民主的表象，但在選舉文化的內涵中，更大的成分是民粹。用白話來說，就是前面兩個變數所產生的「意識型態」，到了選舉的時候，就成為政黨的提款機。由於藉此提款，政黨當選以後的政策，也必須具有「反中、仇中、鄙中」的特色。而且政黨還可以透過網軍，反過來引導媒體走向。
照理說，執政的政黨希望安定，不希望動亂，但如果安定的前提是改變以上的趨勢，那就會影響政黨的執政機會，而政權當然比安定更重要，所以個別候選人沒有選擇，必須成為以上力量循環的加速器，而非煞車者。要之，教育、媒體、選舉、公共政策，形成自我內循環，速度愈來愈快，往同一方向前進。
最近幾年，有一個外在的變數也產生重大的變化，那就是中美對抗。尤其在新冠疫情發生後，美國內部也有媒體、選舉、政策的反中循環。於是在外交上，在台美關係上，成為另外一個反中力量的重大來源。其反映於政策，就是大量購買軍火、部署中程飛彈、提高後備軍人動員、研究恢復徵兵制。
這4個變數的循環，相互強化，往戰爭的方向前進。當然，還是有代表煞車力量的變數存在，包含兩岸及全球經貿往來、人員往來、主流媒體以外的媒體、留學生…等等。但是，目前看起來，這些變數的力量發展，不足以減緩或改變主流力量運動的方向和速度。
巴尼教授曾說，使用系統動態的目的，在於提醒利害關係人在面對問題時，要採取「預防式」，而非「回應式」的改變。系統動態處理的問題都是長期趨勢演變，就像全球暖化一樣，等問題出現了才想辦法解決問題，往往已經來不及了。戰爭與和平這兩個不同方向的演變，其最大的利害關係人是全體台灣人民。如何喚醒一般國民瞭解這樣的趨勢，主動地做出預防式的防範，而不再充當政客或外國人的棋子和犧牲品，是知識份子的職責和任務。
(本文刊於2021年12月9日中國時報)
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李正修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