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姓母女燒炭自殺的案件，除了引起社會各界的討論之外，就是台中某大學的主任對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所說的一些重話，引來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的社工人員群起撻伐，甚至於揚言不接受該大學送出來的實習生等等。一時之間，社工員到哪裡去了? 責備社工的聲浪不斷，而社工界再次的宣稱社工人力長期不足的控訴，大聲的要求專業人力的增加。身為社工系的教師，不禁思考：社工員人數增加就會不發生攜子自殺的案件了嗎? 這真的是專業人力不足的原因所造成的結果嗎? 攜子自殺案件一再的發生，內政部兒童局也曾針對這個議題辦過研討會，但是這類事件還是會一再的發生。
早在19世紀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97）的自殺論中，即將自殺分為利己性、利他性、失序性與宿命性等四個類型。曹姓母女的自殺應該是屬失序性自殺。這種失序性自殺可能與個人或社會變遷有關，是會持續在社會裡發生的。社會裡的自殺事件似乎是無法完全避免，事情既然會發生，只能儘可能的預防自殺的成功。為什麼社會上燒炭自殺身亡是社工人員受到指責? 電視上出現的是落淚的社工員與主管課長? 自殺防治是社政系統的業務嗎? 誰需要做檢討？誰需要真的去做懇切的、真誠的去了解過程裡面有沒有個人的疏失？是不是制度面的不完整造成的疏失？就曹姓母女燒炭自殺案件，應該是教育、衛生、警政與社政系統間緊密發揮團隊合作功能才有可能避免我們不願見的結果發生。可惜的是我們常常有紙上的‘團隊’，但是沒有實際的‘合作’。本文主要討論社會工作專業本身人力的問題，暫不討論多重專業團隊合作的問題。
每當媒體毫不留情的指責社工去哪裡了? 社工主管會撰文或接受媒體訪問說明社工人力的不足，社工需求量的確隨著通過的各項福利法而大幅的提高。社政系統近年來也努力增加社工人力，記得幾年前台灣地區增加320名兒保社工人力及大約兩年多前增加的190名家暴社工人力。當然把五百名社工分散到全台灣地區實在很難感受到明顯差異，但是可以感到社政體系努力改善人力不足的問題。
在很多縣市，政府部門的社工被分配負責七、八十個案例。我想要能記得每個案家的家庭狀況、案子女人數、年齡、住在哪裡? 職業別等等基本資料都相當困難。在這七、八十案家中，社工員多久能跟他們連絡一次? 多久能去訪視一次? 相信很多案家是社工員一、兩個月或甚至兩、三個月都沒主動聯絡的。因為一個社工要負責七、八十個個案，根本不可能每個月都至少訪視一次，所以很多時候是靠電話聯絡。社工除了須訪視個案外，還需做訪視記錄、電話聯絡及負責其他社工業務等工作。相信在七、八十個個案裡，有很多個案社工員是根本記不清楚的。對於這些尚處於開案狀況，但是社工員並沒有積極提供服務的案家們，社工能有更適當的做法嗎?這就是一個專業管理上的問題了。
就社政系統而言，短時間之內不可能增加到我們所滿意的人力，但是在這種先決條件沒有辦法改善的大環境裡面，社會工作專業本身需要去積極處理所遭遇的困難，不能以不斷的報怨與等待制度會有大幅度改善。對於社工員案量的問題，在不降低服務水準與能夠更有效率的發揮社工專業的力量的前提下，提出下列建議：
一、個案依危險程度分級
社工員的七、八十個案，可以依危險程度或危機程度來做分類，哪些個案是新的危急個案？可能每個星期都要跟案家聯絡好多次，但是有些穩定的個案，社工員一個月都未必會聯絡一次，這些個案就應該可以考慮評估結案。個案是開案狀況，社工員因為個案量過大，沒有時間提供服務，對案主而言是不公平的；對社工員而言，其實是不合乎倫理的。依危險分級的目的是為了在有限的人力與時間下，能夠更有效運用社會工作專業。
二、定期與督導討論欲結案之個案
社工員可以定期與督導討論欲結的個案，經過與督導討論與獲得同意後即可結案。這樣社工員的案量就可能會比較合理，社工員才能對需要的案家提供品質更好的專業服務。
三、重新評估社會局、處的人力分配與管理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應重新評估人力分配與勞逸不均的問題。由於便民的訴求，許多第一線的服務都從原來的局、處辦公室囀移到各地鄉、鎮、市、區公所，社會局、處應可重新調配人力。除此以外，電腦科技的普遍使用與公文的簡化都應是節約人力的措施，管理者需重管理的角度評估人力需求，甚而依照新的人力需求狀況改變人力編組。長久以來社工員都喜歡做辦公室的工作，不喜歡做外勤或第一線的社會工作直接服務。通常第一線社工因為有時間壓力與危險性，是壓力較大的工作，也是社工常無法作長久的。專業管理者須面對新的人力需求作整體人力分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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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良
王順民
胡思聰
林祖嘉
張瑞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