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債危機肇因於缺乏完整之經濟治理
(一) 歐洲跨國整合從消弭戰爭至貨幣聯盟
鑒於德國哲學家康德(I.Kant)在1795年發表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時，即已對民主和平論(Democratie Peace Thery) 提出概念 ;爰認為人民均會反對非防禦性之戰爭，該理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廣為大家所重視。而戰後英國首相邱吉爾(W. Churchill)於1946年倡導「歐洲合眾國」(USE)，且法國政治家莫內(J. Monnet)亦積極奔走與籌設USE以期永久和平與消弭戰爭，經獲得歐洲各國政治領袖之善意反應，乃遵循其理念而進行一系列之整合。戰後歐洲進行跨國經濟整合原欲消弭戰爭，歐盟(EU)從1951年4月成立之最早前身「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整合以來，已歷經60年跨國經濟與貨幣之合作。1960年代因美國財政赤字與貿易赤字不斷擴大，而造成美元大幅貶值與國際金融動亂之衝擊，乃促成歐洲跨國匯率整合因應危機，進而足成貨幣合作與整合。至於最後達成貨幣聯盟整合的歐元(EURO)乃歐元區(Eurozone)之法定貨幣，並已成為全球跨國經濟與貨幣整合過程之典範。此外，為顯示各會員國間之平等地位，乃依照編排順序由各會員國每半年主辦一次高峰會議（簡稱「峰會」）輪流當家作主。此一不斷折衝與協調之整合成就，事實上已把過去殘酷與血腥之戰爭，改由和平與民主所取代，並已帶給歐洲數百年以來最長久之和平與繁榮。惟因缺乏財政聯盟嚴加糾正財政紀律，乃造成執行財政紀律較差之成員國大量發行公債，未撙節支出，甚至揮霍無度。2008年9月美國爆發金融海嘯衝擊全球金融與經濟後，EU各國須以財政政策挽救經濟，而使赤字與公共負債皆大幅增加，最後終於引爆歐債危機。
(二)缺乏經濟治理之組織結構性問題
此一缺乏財政聯盟之組織結構性缺陷，乃由於EU在1996年底都柏林峰會時，雖按照德國之要求決定將財政整合併入「穩定與成長公約」內，以便而同時推行經濟治理中之貨幣聯盟與財政聯盟，俾避免良莠不齊之成員國綁在一起後，恐將產生上述之經濟結構性雙重背離，與揮霍無度或將財政赤字貨幣化等財政濫用(free-ride)問題。次年阿姆斯特丹峰會時，德國再度提出強化EU財政規範，並協商簽署穩定暨成長公約，而要求欲加入歐元區之會員國須承諾嚴守財政紀律。惟當時法國改由社會黨執政，因恐規範財政政策會限制成員國之經濟發展，乃要求在該公約中加入「不妨礙經濟成長」因素，而保留各成員國之財政自主權。造成歐元區只有完成貨幣聯盟故仍無法解決成員國之財政失衡問題，此乃歐元區發生債信危機之結構性問題 與根本原因。其中又以希臘最為嚴重，到了次年11月爆發債信危機後，因不斷罷工反抗，乃被國際禿鷹趁機狙擊而重挫全球股市。爾後因債信危機不斷蔓延，乃擴大致財政欠佳之成員國，包括希臘在內之所謂「歐豬五國」（PIIGS國家，指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與西班牙）之歐債危機，並衝擊歐元區與全球金融市場之動盪與緊張。大家再度認為單一共同貨幣進行整合時，應健全經濟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其範圍除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外;尚應涵蓋控管政府預算與負債之財政聯盟(Fiscal Union)，與區域貿易整合最高境界之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目前歐元區只有貨幣聯盟整合而無財政聯盟，故迄今尚無政治力可約束成員國之財政與稅收，乃形成嚴重之結構性問題。
二、 危機處理兼顧兼顧民主與未來經濟發展
去年10月15日全球20大經濟體(G20)在巴黎舉行財金首長例行會議時，亦針對歐債危機提出「解決歐債危機之完整策略」，到了11月初當大家已確定援助原則後，希臘卻又拋出彰顯民主價值之「全民公投」，以決定是否接受援助之鬧劇，而使全球股災繼續延燒，並已造成金融海嘯後最嚴重之財政金融風暴。此外，EU執委會為因應危機衝擊與規劃下個10年經濟社會之發展方針與願景，乃於前年3月3日發佈「歐洲2020戰略」 (Europe Stratege 2020)報告書，要求EU與會員國以相互作用與相互連結，並為共同聚焦才智成長(smart growth)、永續成長(sustainable growth)、與涵蓋成長(inclusive growth)等三大優先發展領域，而實施五大執行目標與七大旗艦方案，俾達成知識成長與創新、提高效率與競爭力、及建立高度就業與社會凝聚等效果。且應透過科技與產能之研發，及教育與研究之整合，共同為歐洲經濟體質之提昇奠定新的里程碑。
貳、危機處理兼顧短期治標問題與長期治本問題
一、處理三個治標問題以解決短期直接危機
(一)由EU與IMF對希臘持續提供新援助因急
PIIGS國家中以希臘執行樽節支出之成效最差，「三方組織」乃凍結原與暫緩第一套紓困第六筆紓困金80億歐元，而持續衝擊全球股市與經濟。又因希臘政府負債3,600億歐元，約佔GDP之165%，其中流動在外之公債2,060億歐元，故核心國家之元首與EU要求希臘應與民間債權人協商減債或債務重整(restructuring)，才能獲得EU與IMF提供1,300億歐元之第二套紓困計畫。最後參與協商之比率高達95.6%（包括依希臘法律發行公債1,768億歐元，及依國際法發行公債之202億歐元，合計1,970億歐元）。預計可減少1,000億歐元之公債，如此則希臘在2020年前可把政府債務降至GDP之120%。此一金融史上最大規模債務重整工程成功之後，希臘已獲得第二套紓困計畫。換言之，上述協議結果不但歐元區核心國家均甚為肯定；而且IMF總裁拉加德亦宣稱「歐債危機已暫時解除」。此外，ECB考慮將再度接受以希臘公債作為銀行之擔保品。
(二)拓展短期挑戰之EFSF以提高防火牆功能
歐元區17個成員國對擴大EFSF規模議案均已完成通過程序，並 讓EFSF得以現有4,400億歐元對投資人提供20%至30%之損失擔保方式，而發揮槓桿擴充功能至1兆歐元。去年底布魯塞爾峰會已決議「ESM將提前於 2012年中實施、在緊急狀況下ESM得按85%多數決動用、ESM.將與EFSF同時存在而持續至2013年中、ESM與EFSF合計5,000億歐元上限將在2012年3月檢討、及EU會員國應於10天內對IMF挹注2,000億歐元供其支配運用」等。最近因希臘債信危機已漸趨定，連常持反對立場之德國財長今年2月25日亦同意討論擴大紓困基金規模40%。且G20國家財長與央行總裁會議亦於2月26日希望EFSF與ESM合計之5,000億歐元基金，擴增至7,500億歐元（1兆美元）後，則IMF最後亦可望增加6,000億美元(最近已先增加4,300億美元)之紓困基金，以共同增加防火牆功能。
(三)由ECB負責支撐歐元區銀行體系流動性問題
歐債危機除已造成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外;尚已使歐元區銀行間之疑慮加深，而已嚴重影響銀行同業拆款市場之進行，資金過剩之銀行寧可將資金回流各成員國央行轉存ECB，亦不願拆放給銀行同業以免被倒帳。因此，乃造成整個歐元區之資金大量回流ECB，並造成市場短期資金緊縮之現象。六大央行(包括ECB)前年5月10日提出其低利率換匯( FX Swap)後， 去年12月1日再度進行即期美元之低利率換匯2,000億美元，以紓解資金短缺現象。此外，ECB並針對歐元區銀行體系資金緊縮狀況，而分別於去年10月12日、11月9日、與12月7日提供3個月期拆款，以陸續紓解資金旱象。另外，ECB去年12月21日開始以1%利率對523家歐洲之銀行，提供4,890億歐元之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今年2月29日再對800家銀行提供5,000億歐元之相同期限LTRO，而紓緩銀行體系中長期資金缺口。由於希臘已與民間投資人達成減債協議，相信銀行體系很快可恢復互信，而進行正常之銀行同業拆款市場業務，則流動性不足之問題應可順利獲得解決。
二、未來十年發展側重財政整合之治本問題
(一)財政整合係長期結構性改革之治本問題
長期結構性改革之治本問題即應建立經濟治理與財政聯盟，以便解決財政失衡、稅收問題、跨國就業、與經濟改善等問題。前EU執委會主席普洛迪(R. Prodi)， 甫卸任之前ECB總裁特里謝(J-C. Trichet)，與前英國首相梅傑(J. Major)早已先後提出財政聯盟或設立歐洲財政部之呼籲。到了去年9月5日德國總理梅克爾與EU理事會常任主席范宏培(H. V. Rompup)會商「核心歐洲」建議，研擬由歐元區成員國簽定比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更緊密之合作協議，而將財政政策、社會福利政策、稅制等涉及主權之政策等，交給EU作更強勢之整合。到了去年9月17日EU財長會議決定同意「執行更嚴格之預算規則」時，歐元區成員國首度顯示願意逐漸交出財政主權。去年11月底EU與歐元區已擬妥相關計畫，包括建立財政協定與執行財政紀律監控，且EU理事會主席與歐元區核心成員國之元首12月初之協調後，提出「終極解套方案」，並俟機透過修改里斯本條約，最後將會以歐洲財政部發行歐元區公債，或以財政聯盟發揮財政移轉支出功能。
(二)EU之治本問題已顧及未來十年經濟發展
去年底布魯塞爾峰會決議以更緊密之財政與經濟合作邁向財政聯盟，其主要內容為加強協調有關共同利益之重大經濟政策，先達成財政協議(包括每年結構性赤字不得逾GDP之0.5%、應納入成員國之法律體系、赤字逾GDP之3%者將受到制裁、今後由EU執委會全權制裁而不再經過部長理事會，及以後再俟機修改里斯本條約)等。今年3月2日布魯塞爾峰會結束後宣稱「因希臘債信協議即將完成，歐債危機已出現轉捩點，今後EU政策焦點，將從過去2年強調預算撙節調整為經濟成長」。換言之，最糟情況已經過去，此次EU峰會乃參照「歐洲2020戰略」作成下列3項重大決議：五大優先事項方面（包括推行有利成長之財政鞏固措施、恢復銀行業正常貸放、促進成長與提升競爭力、處理失業問題與社會衝擊、及推動公共管理之現代化）；三大關注領域方面（包括刺激就業、完成單一市場尚未達成之目標、及強化各國財政）；25國財政協議方面（包括強化財政紀律與歐元區整合）。由於去底之EU峰會已決定推動財政協議，後來因英國與捷克拒絕簽字，而成為25國財政協議。因此，乃決議「只要12會員國認可財政協議即可生效」，惟將來欲建立財政聯盟仍須修改里斯本條約。
叁、對亞洲影響不大卻將大陸推上三強
一、對亞洲與大陸之影響程度並不相同
(一)對亞洲之經濟面影響小惟金融面影響較大
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衰退後，亞洲卻成為全球經濟復甦之領頭羊。若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之資料略以，亞洲開發中國家前年底對PIIGS國家之公債投資比重尚不到其全體外債券投資額之1%。另外，前年4月底為止，亞洲國家對EU出口比重最高之三個國家依序為：大陸19.8%、南韓12.4%、日本11.9%。而該三個對EU出口國家至前年5月之出口仍大幅增長，此似顯示並未受到歐元貶值之影響。惟因EU為大陸最大之出口地區，若以前年初1歐元兌19.8人民幣，至前年5月中旬兌16.97人民幣估算，人民幣已實質對歐元升值14.3%。至於亞洲國家之匯率漲跌互見，例如去年底若與美元相較:人民幣漲4.65%、日圓漲4.8%、韓圜跌1.4%除均已先後採取管制措施防範國際熱錢流竄外；尚因其財政與經濟狀況均較EU會員國為佳，故大陸商務部認為前年第3季會開始反應在其出口訂單上，因而估計將對EU減少6.5%至7%之出口。而其他亞洲國家因對EU與PIIGS國家之出口比重相對較低，故所遭受之衝擊亦甚小。至於金融市場方面，亞洲國家似均與台灣相似且同步發展，股票市場多一再遭受衝擊而大跌，而去年跌幅較嚴重者，諸如越南-27.5、印度-24.6、大陸-21.6%、台灣-21.1%、日本-17.3%、新加坡-17.0、與南韓-10.9%。故除股票市場均一再遭受衝擊而大跌與外匯市場波動之外，整個亞洲之金融體系大致還算穩定。
(二)對大陸之經濟面與金融面之影響均甚大
2000年後大陸即已對歐洲進行多角化之投資，並已使EU成為大陸之最大出口市場。在希臘2009年11月發生危機後，PIIGS國家均已獲得大陸給予援助與支持之承諾，並陸續簽署商業協議，合作範圍甚廣，包括航運、造船、鐵路民營化、房地產、及農產品出口等。到了去年7月歐債危機惡化後，大陸曾欲挹注IMF資金以協助解決歐債危機，當時美國認為大陸有意透過該注資欲將人民幣列為特別提款權(SDR)份額而婉拒。後因危機持續美國並未援助，EU會員國乃轉而希望外匯存底最龐大（約3.2兆美元）之大陸能提供協助。惟最令大陸不滿者乃EU會員國迄今尚未承認其為完全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E U駐大陸大使艾德和(M.Ederer)表示，2012年EU為大陸之最大外銷市場，若以去年大陸對EU出口3，560.2億美元，成長14.4%(前年成長31.8%)，以及大陸為EU第二大外銷市場，且EU去年對大陸出口2,111.9億美元， 成長25.4%(前年成長31.9%)估算，今年大陸可能超過美國，而躍居EU之最大外銷市場。此外， IMF今年2月6日指出「大陸以前因能遵守財政紀律，故能進一步刺激國內經濟發展，並有餘裕因應2009年金融海嘯之衝擊。惟因EU為大陸之最大出口市場，若歐債危機未見改善，則今年大陸之經濟成長可能會由原預期之8.25%腰斬至4.25%。
二、全球經濟版塊因歐債危機將大陸推上三強鼎立
法國社會黨席哈克總統1995年就任後，便認為大陸係日漸重要且不可忽視之夥伴，不但經濟可與EU促進雙邊經貿互利之發展;而且兩國在聯合國皆為安全理事國，在國際經濟中具有獨立而重要之角色，並在地緣國際議題，及促進多極化理念上均有相似之觀點，爰可共同發揮戴高樂主義，以制衡美國之超強權力，甚至於可建立共同政經價值之反美軸心(Anti-US axis)。此外，今年初IMF可用籌碼已捉襟見肘，大陸再度表示欲挹注IMF資金以協助歐債，美國依然婉拒。惟EU國家認為美國似不希望大陸協助處理歐債危機，而顯示歐、美之利益立場並不相同。
當今年2月初德國總理梅克爾訪問大陸，要求大陸提供資金給IMF、EFSF、ESM、或直接投資PIIGS國家之公債後，大陸已給予積極而正面之回應。因此，2月8日西班牙發行40億歐元之公債時，大陸已由人民銀行與外管局認購25%公債，而帶動全球金融市場全面好轉。 盱衡近年來在大陸順差持續擴大，歐美逼升人民幣以便取得貿易之平衡，及法國已採取保護主義之際，大陸尚能利用歐債危機而獲得德國大力支持與協助，並與EU成員國加強關係。據悉大陸已獲德國允諾在2016年前，推動EU成員國承諾大陸為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此外，大陸相較於台灣並不自由民主，惟歐債危機卻已助長大陸地位之提昇，亦即全球經濟版塊將形成歐洲、美國與大陸三強鼎立之現象，未來美國、EU、與大陸似將會形成全球之三角戰略態勢，而美元、歐元、與人民幣亦將成為全球最重要之貨幣。
肆、從民主觀點檢討希臘違約歷史與危機公投
一、古希臘文明發明公債與民主卻又最早違約
雖然古希臘人早在西元前2,100年「中世紀城邦時代」以後，就已陸續發明全世界最早之公債與匯票，不過其債信欠佳之紀錄亦由來已久，此似與希臘之悠閒、浪漫、享受、與腐敗等陋習等特殊國情與民風有關。西元前7世紀古希臘確立奴隸制度後，至西元前510年雅典開始有500人議會，2年後已發展為「奴隸主民主派」首倡民主，且聯合持思想之城邦與以斯巴達為首之「奴隸主貴族派」鬥爭。到了西元前405年雅典在第三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改由斯巴達支持之「三十人貴族政權」統治雅典，其領導人克里底亞係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之學生，兩人共同為改變雅典青年怠惰與懶散而努力。惟2年後民主派又打敗貴族政權，而稱「三十人貴族政權」為「三十人暴政」嚴加追究，並指控蘇格拉底敗壞與傷害青年人之思想與道德，最後以「不敬神靈與腐蝕青年」罪名而判處死刑，迫使其在西元前399年執行死刑前服毒自殺。
後來在西元前4世紀，有5個希臘城邦國家之公債因無法償還乃同時倒債(惡性違約)，而其共同債主均為提諾斯(Tinos)島上之阿波羅(Apolo)神廟。到了西元1829年希臘獨立以後，幾乎每數年即會發生一次債信危機，惟其政府開支依然浮濫而未節制，又無法促進經濟發展以增加稅收，因而金融海嘯後乃暴發債信危機衝擊全球。除了缺乏財政聯盟之貨幣聯盟之根本問題外;尚由於希臘具由下列之特殊國情與民風：諸如使用與提出之數據經常造假，社福浮濫且工會力量大大家均可藉故提前退休，缺乏公民文化而視遵守紀律為丟臉及沒面子之事，及紅包文化造成逃稅與貪污問題。換言之，固然古希臘文明輝煌燦爛與締造民主，惟民主並不等於享有怠惰、懶散、 倒債、或違約之特權。
二、希臘公投議題卻意外促成朝野共治而摃赴國難
去年11月初EU對紓困希臘債信已確定原則後，希臘總理巴本德里歐 突然宣佈將以公投決定是否接受紓困，因而被視為「鬧劇」並被全球罵翻，且被EU與歐元區之核心國家壓制下來，若從希臘人之民主角度分析，則似又在展現其民主價值。由於歐元區核心國家認為希臘若欲取得第二次紓困之1,300億歐元，則應與其公債之民間債權人協商債務重整，至少應認賠50%，始可把希臘目前之政府負債約佔GDP 之165%，到2020年降至GDP之120%。而ECB總裁特里謝反對債務重整，認為上述認賠協商恐會危及EU投資希臘公債之銀行，因而持續由希臘執行痛苦之撙節支出即可。根據當時希臘之民調，有70%支持留在歐元區惟當時國會卻缺乏支持；有60%反對減薪與加稅之撙節支出方案，形成進退維谷之狀況。
因而希臘總理最後拋出公投議題，以便為朝野與公眾提供討論平台，並可作為號召共識之妙招。後因招致強烈反對，而由希臘總統帕波里亞斯於11月6日深夜召集朝野兩大政黨協商：巴本德里歐總理同意下台，以促進朝野原 已嚴重對立之兩黨組成聯合政府，俾確保紓困案能在國會通過，並避免發生倒債危機或退出歐元區。至於上述兩大政黨共組聯合政府與協商，係希臘民主價值之一大突破，由執政之社會黨領袖巴本德里歐，與新民主黨（最大反對黨）領袖薩馬拉斯進行，雙方於11月7日共同協商任期只有15週之總理人選與內閣人選。當時由ECB前任副總裁帕巴德摩斯暫代總理，係考慮到由無黨派之技術官僚來凝聚共識，較易化解不同黨派間之強大敵意。此乃自1940年代末期左右兩派爆發內戰已來，為共赴國難以化解債信危機，而首度達成「歷史性共治協議」。換言之，公投議題意外使希臘人為拯救國難而化解敵意，因而再度展現其民主價值，並已使其民主素養意外地再跨出一大步。
伍、展望未來應將歐債危機之教訓引以為誡
一、放任危機蔓延與擴大必會削弱民主政治
歐債危機引發之經濟混亂已衝擊全球股市與金融市場緊張，造成經濟停滯或蕭條，並已使投資人與社會大眾人心惶惶。盱衡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之教訓，放任危機或全球蕭條均會削弱民主政治，並導致激進之法西斯主義或新政治勢力之興起，進而提高全球衝突之風險。另外，在上述經濟大恐慌前之德國債信危機與超級通貨膨脹，早已削弱當時甫建立之民主政治。此乃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必須按照嚴厲之凡爾賽和約割地、裁軍、與賠款。即令威瑪共和政府已使出全部招數，仍舊無法應付龐大債務，最後在法、比逼債與波蘭威脅進攻情況下，只好大量發行公債與貨幣（金馬克），以購買外匯償債，乃因而導致德國發生空前絕後之超級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1923年10月金馬克之購買力已跌至戰前之1.26兆倍，1923年貨幣發行量為1921年瘋狂發行貨幣前之53.6萬倍，為戰前1.1兆倍，金馬克之價值已形同廢紙。雖然1924年初實施貨幣改革(金馬克事實上已經被廢棄而改發行帝國馬克)，並由華爾街德裔銀行家透過大威斯計畫(Dawes Plan)與楊格計畫(Yunger Plan)鉅額貸款協助而渡過難關，惟民眾對當時之民主政府與選舉文化已澈底失望，最後卻造成極右派之納粹黨希特勒上台，又把德國帶往戰爭與毀滅。近年來德、法領導人為避免重蹈覆轍，已分別重申「歐元係歐洲大陸過去可怕戰爭頻傳得以和平之保險，若歐元崩潰，則歐洲亦可能崩潰」，以爭取EU之人民支持對歐債危機之注資與處理。
二、選舉文化既推高債信危機又拖延危機處理時機
固然歐洲最早實施民主政治，而政治人物為爭取選票之政治承諾，係政策不斷膨脹之主因。北歐國家實施高福利政策，乃因其有偏高而穩定之稅收可資支應，因而政府負債偏低，且社會福利政策並無問題。惟南歐國家之稅收與經濟體質均欠佳，且逃稅嚴重，若欲比照北歐國家而實施社會福利政策，稅收不夠用則須舉債而造成政府負債偏高。因此，歐債危機後有人認為此乃偏高之社會福利政策經年累積之問題，且強勢工會與勞工法並未鼓勵勤奮，反而帶來更怠惰與懶散。此外，歐元區核心國家對於希臘嚴重違反財政紀律，與揮霍無度而引發歐債危機均甚憤怒，德、法政府亦因而一再拖延對歐債危機之處理時機。核心國家之民眾對德、法領導人提供資金對PIIGS國家紓困之不滿亦表現在還舉上，諸如德國梅克爾總理之基民黨在多次地方之邦選舉時已經6連敗；法國沙科吉總統最近參加總統大選以尋求連任，亦恐因民眾反對注資紓困PIIGS國家而面臨嚴峻之挑戰，若最後確定由社會黨執政，則恐將重演當年拆散德、法多年合作，而反對財政聯盟之覆轍。倘若如此，則對未來歐債危機之發展，將平天諸多不確定之因素，允宜密切注意才是。
至於PIIGS國家之領導人因處理債信危機失當，近年來均已全部更換，其中希臘與義大利之民選領導人之更換並未經過正常選舉程序，因其對債信危機之處理方式，恐對歐元區之集體利益造成致命威脅，乃被迫讓位給非民選之技術官僚，以妥善配合EU之危機處理而渡過難關。惟上述未經過民主程序更換該二國領導人之方式，在雅典與羅馬之民眾，幾乎未見有人因而反彈，此似又顯示民選政治人物之選舉承諾，若無法妥善處理財經危機時，仍會被其選民蔑視與唾棄。鑒於財政為庶政之母，其主要之基礎為租稅，而舉債僅係租稅之延長;允宜在平時藉財政以支撐政府兌現公益社會之承諾，與促進經濟社會之健全發展而培養稅源。在必要時，例如金融海嘯期間，政府才可增加舉債以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減稅挽救經濟。我國債信狀況雖較歐洲為佳，惟因政府舉債已逼近GDP之40%上限，復因深受選舉文化之影響而使我國租稅負擔占GDP之比重，自1990年代以後已逐年下滑至12%之偏低標準，若有任何危急重現，政府將缺乏可資運用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之籌碼。因此，我國仍應引以為戒， 儘速在未傷害經濟發展之前提下，推動租稅改革與調整財稅結構，若朝野能儘量減少選舉承諾，並能更加和諧則成效必會更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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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於201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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