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中華民國國民，兼為外交界的退休老兵，我要老實說：建國一百年以來，政府真正能獨立自主地與世界各國相交往來，沒有多少時間。中華民國外交史一大半是國恥史。
辛亥革命，只在名義上推翻了昏聵無能的滿清政府；國父孫中山先生只做了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就被迫把職位讓給了兵臨城下的袁世凱。
此所以美國研究東亞史專家、我的老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韋慕庭（Dr. C. Martin Wilbur）撰寫的國父傳記，書名就叫做《壯志未酬的愛國者（Sun Yat- sen—the Frustrated Patriot）》。
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喪權辱國的紀錄，令人髮指。袁世凱一心想做皇帝，同意了日本的二十一條，身敗名裂。奉命簽字的陸徵祥，逃到比利時去當神父。日軍強占東三省後，找溥儀設立傀儡政權，收買中南美幾個小國承認偽滿。此後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還有北平的王克敏政權與南京的汪精衛政權，都是心甘情願的傀儡，被所有國人唾棄。 廢除不平等條約
國父遺願終得償
回溯當時，國父在廣東領導的二次革命，也未成功，終其一生，他遺囑中特別提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直到他去世後十八年，方才在民國三十二年元月十二日，由蔣中正在重慶與美、英兩國簽訂平等新約。這是全國人民用血汗換來的，並非外國人的賞賜。
許多人不了解，一九三○年代，外國人看中國仍是一盤散沙。蔣公的領導地位，是張學良、楊虎城搞「西安事變」才確立的。我那時在上海讀初中一年級，十二月十二日傳出消息，說他被囚，軟禁西安城內，人們才忽然覺得沒有他不行。到耶誕節那天，我正在電影院裡，忽然放映中止，有人高喊「蔣委員長被釋放了」。人群湧出戲院，滿街都在放鞭砲慶祝，從此蔣公才確立他領導全民抵抗日寇侵略的地位。那幕場景，使我終身難忘。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九月二日在東京灣停泊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USS Missouri）甲板上，由五星上將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主持的受降典禮，中華民國雖有徐永昌將軍代表簽字，但被史學家譏為「慘勝」是並非全無道理的。話說回來，冗長的八年抗戰期間，共產黨部隊只打「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游擊戰，硬仗都讓國軍去死拚。直到最近，大陸才逐漸承認這件事實，總算還給國軍一些公道。
華府倒蔣沒成功
協防台灣同反共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美國在艾契遜國務卿（Dean Acheson）主持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把台灣一筆勾消。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ewart）大使曾奉命來台，遊說陳誠，要他取代蔣公，陳誠當然不肯。事實俱在，這不是任何人所能編造的。
美國的兩面手法，可從在硫磺島（Iwojima）找國共和談時我方參加三人停戰小組的蔡文治將軍，另外訓練一支軍隊看出。華府又藉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援助流亡中國分子協會）名義，從香港把逃離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包括胡適、錢復等人，直接送往美國。它的算盤很清楚，雖然不能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裡，卻想換個比蔣公聽話的人坐鎮。
中華民國能繼續存在至今，有賴於兩件歷史事實。其一，是古寧頭之役，國軍由湯恩伯與胡璉所部，粉碎了中共攻占金門的企圖，穩定了台海局勢。其二，是北朝鮮突然揮軍南下，幾乎把李承晚的大韓民國趕到海裡。前者加強了台灣軍民的自信心，後者則改變了杜魯門的心意。由於美國國內輿論一片反共之聲，他不得不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民國四十年後，中華民國所受壓力，從軍事改到外交方面。首當其衝的，是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包括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我於民國五十二年奉派駐美，以大使館公使銜參事兼任駐紐約新聞處長。此後九年，每逢聯合國大會時期，再兼出席聯大代表團顧問一職，主要就為參與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保衛戰」。
當時國內設有「外交新聞小組」，由總統府張群（岳軍）秘書長為召集人。我國採取的戰略可分為三個時期：一九五○年代，因為韓戰時大陸派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參戰，美國視大陸為敵人。那十年所持理由是，韓戰僅簽訂了停戰協定，未簽和約；中共與聯合國部隊作戰，是和平的破壞者，不能加入聯合國。
到一九六○年代，加拿大總理杜魯道（Pierre Trudeau）搶先承認大陸，其餘各國陸續跟進，情勢對我不利。中美會商後，改採「重要問題」策略。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大會討論議案如遇重要問題，須三分之二同意，始為通過。這個做法又把大陸擋住了十年。
聯國席位爭奪戰
糾纏多年終棄甲
國際形勢不斷變動，大陸指責前蘇聯走「修正主義」路線，北京和莫斯科鬧翻臉。原來由蘇聯領銜在聯大每年提出中國代表權案，如今換成阿爾巴尼亞提案，換湯而未換藥。蘇聯集團雖非提案國，仍然投贊成票，加上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聯合國的情勢愈來愈對我不利。
到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聯大會場內一連串陰錯陽差的事件，使我國終於退出這個世界組織。投票剛開始，眼看即將失敗，我臨時離開會場，緊急安排了記者會的場所，再趕回去，和代表團全體步出會場。原本掌聲如雷，甚至扭屁股跳舞的親共非洲國家代表們，此時忽然鴉雀無聲，是另一個終身難忘的場景。
那天下午的大會，連續開了八個小時，打破聯合國有史以來的紀錄。代表團全體步出紐約東河邊的聯合國會議廳，已是晚間十一時四十分了。記得我仰天長吁一聲，自覺已盡全力，了無遺憾，也慶幸今後再也不必受這種骯髒氣。我們已經盡了所有的努力，打完美好的一仗，明天還有別的仗要打。
退出聯合國後，許多邦交國紛紛棄我而去。援外經費雖大量增加，仍不足應付它們需索無厭的胃口。陳水扁八年總統任內，只能到西太平洋蕞爾小國去收買承認。等馬英九上台，端出「一中各表」、「兩岸共識」與「外交休兵」政策，才擺脫掉你爭我奪、徒然肥了別人的無謂競爭，但這些都是後話了。
緊接著更艱苦的一仗，自然是中美關係的轉變。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用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做國務卿。他假裝肚子痛，從巴基斯坦溜到北京，和毛澤東見面；尼克森隨即往訪大陸，確是歷史性的一刻。但天佑台灣，「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隨即發生。終其任內，尼克森不但未能完成與北京建交，反而落得身敗名裂，被迫辭職謝罪。
繼任的福特總統（Gerald Ford）做了二十四年眾議員，深知大部分國會議員對台灣的支持，因而在福特繼承尼克森未完的三年多任期內，台北和華府相安無事。等到民國六十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下台，民主黨得勝，真正的變化終於到來。
中美斷交成事實
外交困局隨之現
種花生起家、從州長變成總統的卡特（Jimmy Carter）總統，被越戰所困，一籌莫展。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祖籍波蘭。他的祖國歷史上兩次被俄、德瓜分，恨透了蘇俄。因而他一心想利用中蘇交惡之際，拉攏北京以對付莫斯科，所謂「打中國牌（Play the China card）」的大戰略。
卡特接受了他的建議。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九點，向全美廣播，宣布元旦起和大陸建交。沈劍虹大使依照外交慣例，除夕日最後一次在雙橡園降下國旗，隨即離美。大使館四位公使中，陳岱礎已先回國。我和王蓬、胡旭光各自忙各人的工作。我除四處奔走演講外，因為老友《紐約日報（New York Daily News）》總主筆堅邀，寫了篇很短的文章，內容只是呼籲美國朋友寫信給代表他們的參眾兩院議員，千萬要繼續賣武器給台灣。
那時華府與台灣之間，正為如何安排斷交後的雙邊關係陷入僵局。美方堅持必須以「民間對民間（People to people）」為基礎，而蔣經國總統認為須以「政府對政府（Government to government）」才有保障。談判無法繼續下去，布列辛斯基於是效法殺雞儆猴，拿我開刀，以「不受歡迎（拉丁文persona non grata）」為詞，限我於兩周內離開美國。
舊曆除夕前回到台北，經國先生派我去奧地利做代表，反而因禍得福。在歐洲兩年餘，調任駐瓜地馬拉大使九年，再調駐南非大使七年，民國八十四年初回國退休，已是七十五歲的老朽。但政府還不放過我，任命為第一屆無任所大使，不支薪給，每天上午卻要到總統府五樓上半天班。
那年巴爾幹半島（Balkans）的馬其頓（Macedonia）共和國主動與我建交。我以古稀之年，去了三次馬其頓。頭兩次分別由胡志強與蕭萬長領隊；到第三次時，政府變天，阿扁當選，別人都意興闌珊，只好由我帶領，簽署了一份協定。後來因人謀不臧，馬其頓與我斷交，結束了我三十四年的外交生涯。
台北各國代表處
形色不一名稱多
今日回想，美國與我斷交的震撼，只證明了台灣政府與人民堅忍不移、奮鬥自強的成功。所謂「孤立」的台灣，只是不明事理者的誤解。其實世界上所有重要國家，無不在台北設有代表處，名稱雖然千奇百怪，從商務處、經貿辦事處、名譽領事館到「Ｘ國在台協會」，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全都是他國外交部的正式官員，辦理的也都是外交業務。
美國商會調查過，迄今設處的四十五個國家，早已放棄了過去遮遮掩掩的行為，經常毫不掩飾地進出坐落凱達格蘭大道的外交部，與駐台的二十四個大使館同樣辦理外交事務。因此我去年寫過一篇文章說，在台灣運作順暢的非官式外交，雖無其名而有其實，可說是我國對外交學（Diplomacy as an art）的另一種貢獻。古人說「窮則變，變則通」，正是台灣外交的最佳註腳。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100.4.1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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