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俗稱的「新聞記者」，英文有兩字可適用。真正跑新聞，晚上要交稿的，才叫做reporter。其餘各類人等，像我這樣每周寫一篇專欄的，統稱為journalist。此字在中文並無統一譯法，因而這兩種稱呼也常混淆不清。我一生中，外交是為國家民族在工作，心血則投注在新聞，兩者並行不悖，沒有孰輕孰重之分。
我有六十六年當記者的資歷。民國卅五年，對日抗戰獲勝已過了一年，卻因學校復員工作不具優先性，我還在重慶南溫泉的中央政治學校（今日國立政治大學前身）讀外交系三年級。試想一所有兩千餘學生、六百餘教職員的大學，從重慶遷回南京，有多少麻煩？教育長程天放索性發給每人旅費，讓個人自行設法「還都」。我和幾位同學搭大卡車，從重慶經成都、西安才回到上海與家人團聚。
到那年十月，我才到南京紅紙廊政校報到，過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四年級的學生沒人管，上課也不點名，因此許多同學在外兼差，賺點零用錢。同班好友吳道生當時在《大剛報》當編譯，介紹我進報社當實習記者，從此與新聞這個行業結下了不解緣。
《大剛報》是政校第一期校友毛健吾民國廿六年時，在湖南衡陽創辦的。出刊第一天，恰逢國軍撤守武漢，一炮而紅。勝利後在衡陽、漢口和南京同時出版。而張季鸞的《大公報》也有重慶、天津和上海三個版。政府為獎勵民營報業，准許這兩家各結匯十八萬美元。《大公報》規規矩矩地拿這筆錢去買捲筒印報機，而《大剛報》則先拿它進口一批商品，準備賣掉後再買機器。這就是「正派辦報」與拿辦報當作買賣的不同。
我當實習記者時，循規蹈矩，從不敢偷懶造假，或抄別人跑來的消息。最先從夫子廟開始，跑社會新聞。慢慢升到跑文教新聞。再升一步，負責不重要的部會如農林部、水利委員會之類。幸虧因為懂英文的關係，半年後脫離苦海，奉命改跑外交。
時來運轉，逐漸升到跑立法院。我曾親眼看見時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初次到立院備詢，被周一志委員連譏帶諷，挖苦得幾乎發心臟病，由兩名隨從攙扶著，腳步踉蹌地離開議場的景象，當年大家都搖頭嘆息。相較之下，今日從行政院長以下，各部會首長到國會備詢時，受盡立委們的冷嘲熱諷。拿這點做比較，台灣確實改變得異常民主了。
中華民國進步的另一衡量，是新聞自由。第二年，馬歇爾將軍（Gen. George C. Marshall）奉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之命來華，企圖調停國共無休無止打打停停的內戰。我與《大剛報》另一位記者陸平，共同負責採訪和談。多年後才知道陸平是共產黨潛伏黨員。大陸變色後，北京大學校長也叫陸平，至今我還不知道這兩位是否同一個人。
當時最高層次的談判，由雷震、周恩來與馬歇爾三人分別代表國民黨、共產黨與美國三方，每天閉門討價還價。雷震字儆寰，以守口如瓶著稱，在他嘴裏挖不出半點新聞。大陸變色後，他來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與他代表國民黨和中共談判的經驗，恐怕不無關係。
所謂和談，不止國共雙方，還有許多「民主黨派」都來軋一腳，如青年黨的李璜、左舜生；民社黨的蔣勻田、夏濤聲；民主同盟的張瀾、史良、黃炎培等人。今日即使專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對這些當年高談闊論，不知天高地厚的「民主政客」，肯定毫無印象。但共產黨駐南京辦事處的周恩來、梅益、陳家康等人，確實與眾不同，使我難以忘懷。
馬歇爾壓根兒不接受採訪。因此不僅是我，各報採訪和談的記者們，每晚交稿後，總坐採訪組專用的吉普車，到梅園新村中共駐京辦事處，以聊天為名，實際想挖點獨家消息。我的經驗是跑新聞必須有耐心，但也要看對方願不願意把獨占性的消息，只漏給你而不給旁人。
話說大陸淪陷之前，我早已到台灣，逃過了坐最後一班「太平輪」的命運。既以從事新聞做為終生志業，但苦於阮囊羞澀，恰好韓戰爆發，去當了兩年多盟軍翻譯官，才存夠去美進修一年的費用。感謝剛與我成婚的葉小珍女士全心全力支持，由她挑起養家活口的重擔，使我能進入享譽世界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花九個月取得碩士學位。
拿到文憑後，我立即回台與家人團聚。政校六期的曹聖芬學長恰巧從密蘇里大學新聞研究所學成歸國。在政大創辦新聞系的馬星野老師就是密蘇里畢業的，所以該校在中華民國聲名遠播。曹聖芬原是蔣公中文祕書，回國後接任《中華日報》北部版社長。
我原已回到油印的《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工作，經不起曹先生一再苦勸，只好上午去China News工作，晚間則到《中華日報》北部版，以副總編輯名義兼採訪主任，起早睡晚，相當辛勤。當時《中華日報》南部版獨霸台南。北部版因須與《聯合報》競爭，頗為辛苦。我的競爭對手是馬克任兄，兩人不打不相識。多年後克任兄奉王惕吾之命，來美籌辦《世界日報》，我曾聊盡棉薄，幫了些小忙。他去年十一月在美以九十高齡去世，在報上讀到消息，不免黯然。
轉眼又逢新年，顧前思後，我在民國十三年出生，實際雖僅八十八歲四個月，照中國人習慣，明天也算九十歲了。兩個月前，我就告知《中國時報》總主筆說，承倪前總主筆炎元好意，讓我每周一寫篇「陸以正專欄」，一年五十二篇，至今年底已連續十五年，總數當在八百篇左右，從沒脫過期，如今年滿九旬，到了應該讓賢的時候了，費了一番口舌，好不容易獲得總主筆同意。
寫這最後一篇專欄，除追思此生真正的愛好，是新聞而非外交，也藉以向本欄讀者諸君告別。今後如有什麼事物，使我實在看不下去的話，我仍可能寫篇短短幾百字的小品，投給各大報，以消胸中塊壘。但每周長達一千五百字的專欄，必須參閱幾十份有關文件與國內外報刊評論，耗費時間與精神太多。趁此最後機會，寫這篇「封筆」啟事，做為我向國內外萬千讀者的新年賀卡，感謝大家過去的鼓勵與支持，除多謝之外，還是只能說：謝謝！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101.12.31 中國時報A19版）
楊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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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4日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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