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巨威在租稅環境的改善方面，與稅制有關的結論主要有二，一是「縮短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的差距，同時檢討取消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規定」；另一是「在維持財政穩定的條件下，逐步將貨物稅定位成特種銷售稅，俾創造工商產業優良銷售稅環境」。從前者言，現行綜所稅的最高稅率為百分之四十，營所稅則為百分之二十五。所謂「縮短」差距，若是指將營所稅稅率提高，即使由於兩稅合一後，營所稅已變成綜所稅的事先「扣繳」性質，並不會由此而增加個人的實質稅負，但形式上的稅率調高與時間差造成的稅負改變，仍然注定會引起企業界的反彈。若是指綜所稅稅率的降低，則政府的稅收必定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在目前我國租稅收入占政府歲入比重已嚴重偏低的情況下，此舉勢必對政府財政造成更趨惡化的威脅。從後者言，若將貨物稅定位為特種銷售稅，則現行許多類如飲料或電器等產品，大都不再有課稅的理由，稅收損失的壓力油然而生。換言之，在「維持財政穩定的條件下」，貨物稅的改制現階段根本沒有實施的可能性。就此而論，這次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在稅制的改革上，提出的仍然是一些空洞的口號，了無實際成效與助益。
其實，在會議的討論中，財政部曾揭櫫建立「低稅負、少減免」的租稅環境，為我國稅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低稅負指的是普遍性的降低民眾的租稅負擔；少減免則指的是取消現行一些局部性或選擇性的租稅優惠項目。若從國際資料的比較來看，我國的國民租稅負擔率（即賦稅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僅約百分之十四左右，比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的百分之二十三、英國的百分之二十八、加拿大的百分之三十四、日本的百分之十八，以及韓國的百分之二十二等，顯然的確有偏低的事實。既然如此，政府不圖加稅也就罷了，何敢還提出降低稅負的主張。然而，由於我國低稅負造成的原因，乃是緣自太多不合理與不公平的減免措施的存在，並非普遍性的減稅政策或制度設計所導致，是故只有透過減免稅優惠的取消或縮減，才有可能恢復政府財政收入的基本成長能力，亦才有可能將稅基侵蝕造成的租稅漏損，轉化成一般性與普遍性的低稅負效果。因此，財政部應該僅以「少減免」為租稅改革的主軸，根本無須提及「低稅負」的觀念。就算一定要說，也應該調整二者的順序，改成「少減免、低稅負」，如此才能真正顯示政府進行租稅改革的積極與決心。
至於，政府是否應該採取主導性的減稅或低稅負政策，不論在學理上或各國實際的經驗上，皆仍存有頗為紛歧的爭議。最近美國下任總統小布希特別關心美國經濟愈趨下滑的態勢，準備上任後隨即向國會提出十年一點三兆美元的減稅計畫，以提振美國的經濟。但是，現任的總統柯林頓日前在他任內最後一份經濟報告中，卻對小布希提出警告，「過度減稅只會使美國得不償失」。柯林頓在白宮八年主政期間，創造了美國歷來最長久的經濟成長，並締造出三十年來最低失業率的佳績，這句話由他說出，當然更有代表性與權威性的意義。由此亦可知，減稅政策的採用，在總體經濟上的定位與功能，的確須要政府的智慧判斷，更須要政府的審慎將事與靈敏反應。
柯林頓的經濟報告宣稱，他在八年任內美國經濟繁榮，是因為政府厲行財政紀律，把破紀錄的預算赤字轉變為預算盈餘，從而促使利率下降而刺激企業投資與整體經濟的成長。反觀我國近幾年財政赤字益為擴大，政府正在為收支捉襟見肘苦惱之際，卻常聽到企業界要求減稅的聲音。理由是透過減稅，可以直接刺激景氣，待景氣回升後，稅基擴大，稅收自然隨之增加，政府赤字亦得以彌補，此亦即「養雞生蛋」論。在美國的歷史上，這種作法亦曾經在甘迺迪與詹森時期（一九六三至六五年）與雷根時期（一九八一至八八年）採用過。姑且不論這兩種政策的利弊與對錯如何，在台灣只能談減稅而不能講加稅的現狀下，已然明確顯示出政府在財政政策上過早「棄械投降」的偏頗心態與缺乏擔當。
在經濟景氣不佳與政府財政困頓的情勢下，柯林頓所言，「此時不宜放棄財政紀律，改為大幅減稅」的建議，不但對小布希有提醒的效果，對於台灣而言，應該有更特別反省的意義才對。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90.01.14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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