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興壹、現代化與殖民教育的特質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明治維新以來，開始「脫亞入歐」的西化運動，奠定日本現代化的基礎。日本在推行現代化運動時，抱著非常堅定徹底的決心，不但目標清楚，而且有整套的計畫，向他們認為最好的去學習，派去學習的人本身就是決策者。在明治維新建國過程中，日本人的文化特性，對天皇和國家崇拜的傳統，軍人的光榮感和勇猛的武士道精神，對紀律和剛毅的強調，以及普遍強烈的愛國主義，充分表露無遺。
日本的現代化是以教育制度為基礎，確立國家主義教育政策，採取法國中央集權的學區制，英國的雙軌金字塔階層制度，又採德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的特點，形成現代日本教育制度成功的模式。具體的說，日本教育制度的金字塔型是：
最底層是六年義務國民教育，目的是培養每一個識字的國民。
次一層有三種形態學校，一種是為男孩設計五年中等教育，另一種為家境較好的女孩設立的高級中學，第三種則是各種技術學校。
第三層是三年的高級中學及高級技術專科學校。
最上層則是專門培養社會菁英的大學校。例如：一八七八年設立的東京帝國大學。
這套教育模式後來也成為台灣教育制度的雛型。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第二十八年後，一八九五年發動甲午戰役，擊敗中國，佔據台灣和韓國，一九○六年日俄戰爭擊敗俄國，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一九三一年進軍東三省建立滿洲國，一九三七年發動蘆溝橋事變，開始中日八年全面戰爭，一九四一年發動珍珠港事件，激起美國參戰，造成協約國與同盟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五年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結束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
台灣是日本現代化以來第一個殖民地，鑑於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失敗，日本治台初期是採戒慎恐懼的態度，除派任軍人總督高壓統治外，其殖民政策可說是建立在懷柔及綏撫政策，採漸進式做法逐步強化台灣人反異族的意識，然後再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核心，逐步採行日台一體政策，期望達成同化台灣人之目的。
同時日本據台五十年的教育政策，亦建立了近代西式教育制度，開啟了台灣教育的現代化。例如：提昇「公學校」或「國民學校」的就學率，普及教育成效與先進國家相差無幾，遠非當時的中國所能比擬。又如：日本治台期間的確提昇了整體的台灣社會文化水準，奠定了現代教育的良好基礎，亦改善不少生活惡習，如：不衛生、不守時、不守法、不守信、不負責和打馬虎眼等。當然這些成效來自日本強調軍國民式的教育作風，採取斯巴達式的威權管理，台灣教育在日本如是方式治理下，儼然十足的日本式，而且殖民教育與現代化的最大公約數是無法逃避的。
貳、半世紀三個時期一瞬間
歷史是一條長河，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時光匆匆今人回憶起來似在一瞬間而已。為清楚了解這段時間台灣教育的究竟內涵，學者多採分期分段的方式，以顯示其特色與差異之處。五十年台灣教育最大的差異點是在一九一九年也就是日本統治台灣二十四年後公布「台灣教育令」，因此有分前期和後期二階段者；台灣教育令公布後於一九二二年、一九四一年兩次修正，有學者據以分日據台灣教育為五階段者，此處試分三階段，加以描述。
第一時期綏撫漸進階段(一八九五~一九一八年)：日本佔據台灣後，連續派了四任軍人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與兒玉源太郎等，以台灣初定，掃蕩盜匪、財政開拓及治理山地政策為首要工作，教育乃採取綏撫政策、無方針主義、消極主義，其中後藤新平民政長官與伊澤修二學務部長的貢獻較大。
這一時期開始設立國語(日語)傳習所、小學校、公學校、國語學校、師範學校與醫學校等為重點，並保持私立學校與書房教育。
第二時期內地延長主義階段(一九一九~一九三七年)：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是日本對台殖民和教育政策的重要轉捩點，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瀰漫著民主自由和民族自覺思想，加上台灣人採取溫和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運動，日本政府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乃改採內地延長主義政策，認為台灣是日本內地的一部分，並於一九一九年公布「台灣教育令」，該敕令主要規定：教育旨趣以育成忠良國民為目的，教育應適合時勢及民意，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及師範教育。
一九二二年公布「新台灣教育令」，以撤廢日本人與台灣人差別教育和「日台共學」為特色，但「日台共學」徒具虛名，台籍學生並未與日人學生真正具有一視同仁的教育機會。
第三時期軍國主義及皇民化運動階段(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這一階段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以「軍國民主義」為原則，以推行「皇民化運動」為主要方針，而此時期教育政策則為一九三七年廢止公學校漢文科，漢文書房全面禁止。一九四一年公布「國民學校令」，廢止小學校及公學校之分軌學制。一九四三年實施義務教育制度。一九四三年頒布「廢止私塾令」，停辦所有書房。一九四三年升格師範教育機關，增設演習科。一九四三年頒布「中等學校令」，將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和實業學校化為一統。
總之，日本對台的教育政策，雖可分三個階段，但其最終目的並不是要台灣人直接變成日本人，而是想法要像日本人，作個道道地地的日本臣民，效忠日本天皇，但不可妄想取得並享有與日本人相同的地位與福利。
參、推動日語與同化政策的目標
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期間，積極推動國語(日語)作為同化政策之工具，始終如一，其語文同化政策是成功的。事實上，殖民地的用語應以國語(某一指定的政府語言)或當地語(俗稱母語)為主，在各國殖民政策是有爭議的，日本佔領台灣當時，世界各國對殖民地大多數均以地方語施行普通教育。例如：法國對越南，英國對印度等均是如此。
一八九五年伊澤修二學務部長來台，在台南訪問英國傳教士托馬斯、巴克萊(Thomas Burkery)，巴氏告訴他的經驗，在台灣實施英語非常困難，只有讓傳教士學習台語，用台語傳教較可行(至今如此)，巴克萊用羅馬拼音編寫教科書，教導台灣人使用羅馬拼音。伊澤沒有接受巴克萊的看法，決定以推行日語教育作為教育政策的重點。他的理由有三：
1.做為溝通工具：台灣地方方言太多，為使島民相互間交談方便，也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溝通方便。
2.做為發展文化的工具：日語較台灣方言或原住民語言有較豐富的現代文化內容。
3.做為同化的手段：為使台灣人的思想、風俗習慣等和日本人一致，普及日語乃最佳捷徑。
日本普及日語教育的主要理由，其實完全是一種同化台灣人的手段而已，為了同化台灣人，日本政府首先以普及日語做為基礎，然後再進一步讓台灣人的思想、風俗、習慣等能夠和日本人完全一致。
至於推行日語的機構從一八九五年開始設立芝山巖學堂、各地的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師範學校等都負有這個任務，後來無論小學校、公學校、中學校和國民學校也負責日語教育的傳播，到了「皇民化運動」時代，日本政府更採取「國語運動」、「國語家庭」及「國語學校」雷厲風行地在全台各地展開，總之日本據台五十年日語教育普及而成功。
肆、 雙軌制與日台共學的事實
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教育制度便是採雙軌制，當時在日本國內所謂雙軌制，一軌是為貴族子弟所設的學校，另一軌是為平民子弟所設的學校，殊途分立，各自升進不同高級學校，教育機會是完全不均等的。
日本佔據台灣五十年教育制度亦採雙軌或三軌模式，即是日本人教育制度與台灣人教育制度或原住民教育制度，彼此分立，升進的學校亦不同。前者日本子弟就讀小學校，再進中學校及高級中學(男女分校)，而專門學校或大學。後者台灣子弟則進公學校就讀(四年或六年)，公學校教育在「本島人教育之綱要」和方針指引下，不以升學為前提，刻意將學科和基礎理論認知程度壓低。畢業後，一般人就進實業教育學校就讀，準備就業，台灣有錢人的子弟，為爭取升學機會，紛紛到日本內地學校就學，做為升進之途。這種雙軌或三軌學制在台灣維持相當長久，直到一九二二年後情況才有了轉變。
一九二二年日本政府為撤除日台學生差別待遇，以達成種族和諧，公布「新台灣教育令」宣示日台共學制度，所有學校公平地招收日台人子弟，但是在這種理念下，真正受惠者仍是在台日本人子弟，而台灣人子弟因為在起跑點上仍居劣勢，故難予和日本人子弟競爭。
一九四一年台灣殖民統治接近尾聲時，隨著日本國內初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台灣的小學校、公學校依「國民學校令」全部改稱為「國民學校」，在形式上連初等教育也完全同一。但實際上，課程內容卻區分為三種，規定「過日語生活家庭」的子弟得以就讀第一號表國民學校，其餘家庭子弟則入第二、第三號表國民學校，可見差別待遇的教育本質仍然未變。這是日台共學的真面貌。
伍、師範為先 統制至上
一切教育工作的成敗以「教師」為樞紐，所謂師資第一、良師興國，誠不我欺。日本人最了解這個道理，在現代化過程中興辦教育事業已列入師範教育的重要性，據台五十年期間，在台灣更重視師範教育，是為一切教育的優先與基礎。一八九五年開始便積極於台北士林籌設芝山巖學堂，培育國語講習員，課程內容為台語、日語教授法、中國式公文、體操、歌唱、博物學及衛生法等。這個學堂辦了七屆，一直到一九○一年停止招生。這是台灣所有師範學校之母。
接著培育師資的機構有：國語學校師範部(日人)、台語科(日人)及國語科(台灣人)。一八九九年開始設置師範學校，計有台北、台南與台中等三校，開設有：小學師範部、公學師範部、舊制本科、研究科、講習科等學科，招生競爭非常劇烈，許多台籍子弟入學無門，大多為日本人獨佔，長期以來培育許多優秀的青年教師。
日據晚期，一九四一年台灣設立師範學校已有六所，即台北第一師範、台北第二師範、新竹師範、台中師範、台南師範、屏東師範等六校，開設普通科和演習科，普通科修習五年，演習科二年，共計七年。一九四二年又設台北高等學校和青年師範學校，專門培育中等學校教師，為今台灣師大和彰化師大之前身。當時這些師範校院日籍教師佔96%以上，台籍教師僅佔3%左右，日籍學生也佔多數約在81%至89%，台灣學生約20%而已。
其次，我認為日本人在台灣辦理教育是非常有計畫的，甚至可說非常強制性與專制獨占性。日本佔據台灣初期，台灣各地抗日行動持續，加上日本人沒有經營殖民地之心理準備，不得不採「無方針主義」或漸進主義，雖然在懷柔政策下，日本總督府通過法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規定總督獨攬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厲行殖民統治體制。
一九一九年台灣社會治安底定後，日本改派文人總督，發布「台灣教育令」，積極推行同化政策，提倡「內地延長主義」，在教育政策上強調普及教育，提高台灣文化，事實上是強化對台灣的統治。一九二二年「新台灣教育令」修正公布，形式上提出「日台共學制」，撤除差別待遇，以促進種族和諧，實質上，種族隔離政策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學校制度中。
到了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這幾年期間，大力推行軍國民主義及皇民化運動，則是全面配合侵華行動及南進政策，把台灣人改造成日本天皇的皇民，強制實施日台一體化政策，具體措施則是廢止漢學、破壞廟宇、嚴禁祭祖祭神活動，並獎勵台灣人使用日語以及積極推動改姓名運動。
陸、私人與書房教育的影響
在日據時期，當然由政府設置公立教育機構，推行日語教育政策，初期及中期仍允許私人辦學及書房教育的存在，這就如同暗夜中的一盞餘火，釋出一些光亮，如今餘火已熄，但光澤仍在人間。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即有基督教長老教會等設立私立學校，如：牛津學堂、長老敎神學校等，後來日人來台也設立私人學校，如：艋舺學校、曹洞宗台北國語學校等，日本政府曾公布「私立學校規則」管理之。一九一六年以後，希望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急速增加，但官立、公立學校嚴重不足，因此創設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程度的私立學校越來越多，如：靜修女學校、台灣商工學校等，是今日靜修女中、開南商工的前身。此外，成淵學校、淡水中學校、台南聾啞學校、台南學堂、苗栗中學園等也已紛紛成立。
書房教育是利用中國的經典教材，並以中國傳統的精神為中心進行的教育，初期書房教育可補公立學校的不足及供應偏遠地區的需要，政府沒有積極的取締。據統計，一八九八年全台書房數達一七○七所，到一九一九年書房數仍維持近千所。此後公學校增設，書房相對減少，直到一九四二年祇剩下七所。一九四三年台灣總督府終於全面禁止私塾性質的書房教育，發布禁令，隨即廢除全部書房，擁有長久歷史的台灣書房教育終於畫上休止符。
我個人對於台灣書房教育有一份感情，一些眷戀，家曾祖父是前清秀才，終生在宜蘭偏遠的鄉村，擔任漢學教席，小時候親眼看他在家聚徒教學，十分認真執著，師生之間的情誼，非常融洽，啟發學生對於漢學的認知，毛筆書法之書寫及中華文化之體悟、充分表現中華文化的精隨與精神，是日據時期台灣實施中華文化的一盞明燈。甚至戰後的台灣，直到今日，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仍有它不可磨滅的功績與貢獻。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李園會著，日據時期台灣教育史，國立編譯館主編，復文書局印行，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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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新自然公司，二○○○年。
4.派翠西亞˙鶴見著，林正芬譯，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仰山文教基金會出版，一九九九年。
5.殷允芃等箸，發現台灣，天下雜誌社，一九九二年。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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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楊朝祥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