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證交稅對投資人已經是非常重的負擔，雖然賣出股票時支付的○‧三％證交稅看似輕微，但實際上是很重的稅賦。證交稅的課徵基礎是交易總額，並非資本利得，如果換算成證所稅會是頗高的稅率。假如投資人的交易金額為一百萬元，賺了十萬元，就要繳三千元的證交稅（百萬元的○‧三％），這如同是三％的證所稅（三千除以十萬）。
但是股民經常在一年內以同一筆資金交易多次，所以假如一個投資人一年交易十次，總共只賺了十萬，她的證所稅率就等於三○％，所以投資人只要交易比較頻繁，或者賺得錢少，實際稅率就會非常高。在上例中如果她只賺了五萬元，就等同付了六○％的證所稅，所以在市場不好時，股民付的稅是非常不合理的高，而台灣散戶的特性正巧是交易頻繁與報酬率低。
即使不考慮股民的交易特性，政府每年編列的證交稅預算足以證明在資本市場已經過度課稅了，以民國一百年的政府總預算為例，稅課收入預算（含所得稅、遺贈稅、貨物稅、關稅、菸酒稅、營業稅、證交稅、期交稅）為一兆一千五百億，證交稅為一千一百四十億，竟然就占了稅收的一○％，縱然以總歲入一兆六千億觀之，證交稅也占了八％，這表示稅源是極度不平衡的。我國一年股市交易天數大致是二百五十天，換算後，如果日成交額為一千五百億可以達成預算目標。
這次政府決心課徵證所稅，目的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與增加稅收，在政府已經過度依賴證交稅源，在股民實際已承擔高稅率的情形下，還要在資本市場多課稅，並不符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且將如同殺雞取卵，導致交易量降低，上市櫃公司退縮的惡性循環！
資本利得稅本來就應該課徵，但設計制度時應考慮下列原則。稅收應多元化，避免過度集中，導致社會資金流入效率低的地方，例如台灣的銀行體系有近四○％的貸款流入房地產相關用途，過度投入房地產不僅無助於國家競爭力，反而有損長期發展，但是我國迄今無法課徵房地產買賣的資本利得稅！
稅制邏輯的一致性必須考慮，有所得就應繳稅和量能課稅的原則應該維護，我們應避免任意訂定納稅的最低資本利得門檻。邏輯應當是只要有賺錢就應繳稅，再以稅收作為改善社會貧富差距的資源，增進社會公平正義，訂定門檻反映的是對富人的不滿，這種情緒如果過度瀰漫，對社會發展必定不利，我們應掌握的原則是有錢人多付稅，所得少的人少賦稅，但是只要有所得就應納稅，而以社會福利幫助特別弱勢者。
很少人樂意納稅，因此稅制的設計是種政治協商的過程，如果主政者可以說出一套可以一致性的應用在不同稅源的邏輯，協商的成本可以降低，結果也會較符合多數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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