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鵬
去年2月的西方情人節，香港有對男女到台灣來觀光，但是發生男友涉嫌殺死女友的慘案，男方潛逃回港。死者父親數次來台，請求檢方向港府要求引渡陳姓嫌犯回台受審，我方則在去年先後3次向港方提出遣送嫌犯到台受審的請求，但都未獲回應。去年底，台北士林地檢署對該嫌發布時效為37年6個月的通緝令。
陳姓嫌犯在其女友死後，曾盜用女方的提款卡提領現金，在香港被控4項洗錢罪，並於今年4月底由香港高等法院判處29個月徒刑。殺人罪部分，由於台港之間無引渡條約，且涉案之犯行地點在台灣，香港依法既不能將其引渡到台受審，也不能在香港審判其涉嫌罪行。
今年3月，香港政府以「香港籍疑犯在台灣殺人案」為由，提出《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草案，聽起來好像符合邏輯，那為何會引發如此巨大的抗爭呢？其中最大的癥結，當然不是台灣，而是中國大陸。在草案中，可以引渡的地方除了台灣和澳門外，還有大陸。反對者擔心未來陸方會以港人在陸犯罪為由，將港人引渡到大陸受審，從而發動抗爭。
抗爭活動到了現在，愈形激烈和複雜，各界開始對於發生抗爭的本質進行討論。各種不同的理論出爐，其中經濟因素也被提出作為一個可能性。例如日前《紐約時報》報導，香港可能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地方：「引爆大型示威運動的政治憤怒情緒之下，是對…自身經濟前途的深層焦慮，擔憂未來會變得更糟。」例如在香港，租紐約一半大小的房間，付的租金卻更高。香港每5個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最低薪資每小時約台幣151元。估計有21萬人住在非法隔間的「鳥籠房」公寓；該報聲稱，還有1家3口擠在不到2坪房間的悲慘情況。
不管這次產生的抗爭的本質是什麼，香港政府應當已經學習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後不管推出任何可能有爭議的重大政策，必須在決策過程中先收集民意。收集的方法有很多種，但是有一種方法特別值得考慮，就是抽樣式慎思民主（台灣稱為慎議或審議民主）。筆者在之前的本欄也曾經描述過，南韓總統文在寅如何用這種方法，在全南韓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出約400位公民，經由不同立場專家解說、公民分組討論、向專家提出問題，再反覆此程序兩次的過程，對於南韓新建兩座核電廠的何去何從提出他們的建議。後來文總統依照建議執行，沒有引起任何政治波瀾，其結果反核或擁核者都可以接受。
這個方法和一般民調的最大不同，就是需要做兩次民調，第1次民調跟一般民調方式相同，第2次民調則是普通公民經過深入了解議題的過程後，所做出的意見表示，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台灣也做過類似的實驗，在筆者《理想國的磚塊》一書中有詳細說明。香港本身也有學術機構和媒體合作，做過很多次實驗。
已經做過的實驗方法，當然還有改善的空間。以2015年6月香港大學做的香港政改法案慎思民主為例，第1次問卷樣本約1000人，政改方案的支持和反對比率為49比39，但是有意願出席實體會議而且受邀來參加的188人中，於第1次調查中的支持和反對比，為38對53，在慎思過程後變成38對52。所以出席者有樣本自我選擇的問題。
比較好的方法是用法律規定民眾有參與義務，就像美國的陪審團一樣。在無法達到這個之前，可在有意願出席者中選擇受邀對象時，採用加權方法，使得參加大會的民眾，其支持和反對的比率以及其樣本結構與原來的大樣本接近，這樣比較有代表性。
事實上，5年前，筆者曾經在《中國評論》月刊上發表「香港政治可否採用慎思民主」，做過類似的建議。在香港動亂發展到現在紅色警戒線的時候，我們再度呼籲，這個優質民主制度可以被考慮採用，至少可作為無法律拘束力的一個諮詢程序。在這個程序中，沒有媒體、民意代表或特定團體代表；如果有的話，只是因為剛好被抽到，而且只有1票。
不僅香港該做，台灣也可以做，而且可以從地方政府做起。我們希望它可以被眾多國家採用，如同南韓，成為一個理性解決社會爭議的利器。
(本文發表於2019年7月24日中國時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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