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良知」,絕非表示學者意見不會犯錯,但由於學者的養成必須經歷嚴格的觀察與邏輯訓練,且因對知識的堅持,不附麗權勢與人云亦云,意見自然可貴。
在這些傳統的浸潤下,學者的言行自然也會呈現一定的規範,有人或許覺得學者食古不化,但這也是學者被推崇為「社會良知」的主因。當一個畢業生到學校任教,西方人多習慣稱之「加入某校學者團」,強調學界同儕的認可。
嚴謹的學術訓練既為要件,學者便須注意遣詞用句,不能以學術語言表達思想,根本不可能被學者團接受為一份子。今天台灣幾位政壇紅人,雖都獲有國外高等學位,也都曾任教知名大學,甚至擔任院長與院士,但發言卻屢屢失格,不僅讓人懷疑其訓練是否落實,也使學界公信力同受質疑。難道學者從政就只能隨波逐流?
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些學者頂著學術光環,為了服務其特定政治立場,刻意扭曲經驗事實來誤導認知。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讓社會付出龐大的代價。
整理筆者曾公開批判過的事例,便有留德博士為合理化街頭暴力,竟將西方論著黑白翻譯,做為抗爭有理的依據。而被稱為國師的某大學者,為鼓勵國會殿堂打架鬧事,竟捏造國外學者意見,認為打打無妨。早期為扶植在野的民進黨,不少學者宣揚兩黨制衡,但卻閉口不提,多黨政治其實才是民主的主流。廢核四時,有學者辯證行政體系有權不執行國會所通過的千億預算,但真正的專家應該知道,美國早在七十年代便立法嚴格限制此一裁量權。儘管講授代議政治的多數學者反對立院席次減半,但以北中南社為主體的另一批教授,卻首先走上街頭倡議此一缺乏學理檢驗的主張。當民進黨企圖藉公投凝聚選票時,不少學者也將審議民主與人民主權琅琅上口,但略通民主發展史的都知道,在不健全的國會下實施公投,民主沒有不短命的。故當中研院院士說,「罄竹難書」可以沒有「負面意義」,其他國學專家恐怕早已懶得多說了。
如果認真整理,藍綠學者為服務各自立場而悖離學術倫理,恐怕足可編成好幾巨冊的「新儒林外史」。社會良知被踐踏至此,何嘗不是學者團體與社會的縱容所致?以教育部莊主秘的言詞為例,無論政治信仰為何,學術圈內恐怕無人能接受。但當莊教授沉浸於政客們的獻花禮讚時,學界人士又有幾人公開譴責過?當莊主秘借調期滿回校時,現行法規顯然不允許該校學者團重新檢視其作為學者的資格。但如果學者團無能考核,「社會良知」的公信力難道只能靠政客背書?
如果學者只是權勢者的工具,舉世滔滔之際,是非標準又將如何尋覓?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2007-12-18/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