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鵬
瑞典皇家科學院日前宣布，本年經濟學諾貝爾獎頒給美國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以表彰他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塞氏著作很多，其中相當重要的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中譯本次年由時報出版社出版，塞氏當時還曾來台灣訪問，並為本書做宣傳。
行為經濟學一言以蔽之，就是結合心理學和經濟學，分析一般人做消費和投資等決策的實際過程。上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行為經濟學家是2002年的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也是此領域的重要開創者之一。卡氏的研究從「偏好逆轉」和「框架效應」入手：他經由實驗發現，一般人在做選擇時會因為選項的表達方式不同或對選擇結果的認知不同，而產生自我矛盾的非理性現象。
例如罕見傳染病爆發，預計導致600人死亡；現有甲乙兩種對策可供選擇。問受訪者：「採甲案確定會有200人生還，如採乙案，有1/3機會可使全部人生還，但有2/3機會沒有人生還。」結果多數選擇甲案。但同樣兩個方案，可以換一種問法：「如採甲案，確定有400人死亡，而採乙案，有1/3機會不會有任何人死亡，2/3機會全部死亡。」結果多數的受訪者選擇乙案。基本上，當用「生還」為措辭框架時，一般人會選擇「確定生還」，但改用「死亡」為框架，一般人會避免「確定死亡」。
在塞氏的《推力》一書中，舉出很多類似選擇不理性的研究結果，從而導出他的「輕輕一推」（nudge）理論。例如為了維護學生健康，政府或學校可以規定，把符合健康標準的食物，放在學生最容易拿到的眼前，而把不符合健康標準的食物放在不容易拿到的後方，這樣的安排沒有禁止選擇食物的權利，但實際上讓學生食用健康食物的機率增加。
塞氏將此稱為「符合自由精神的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人們保有選擇的自由，但又有上級機構的「善意干涉」。根據報導，塞氏曾擔任歐巴馬的經濟顧問，從而影響了歐巴馬的一些政策設計，包含歐版全民健保在內。
問題在於，誰是上級機構？如何確認上級機構會用善意的態度，去做出明智的干涉決定？國際著名出版商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去年發行了由美國喬治梅遜大學亞杜卡迪若（Sherzod Abdukadirov）教授所主編的「推力在實際政策和市場上的應用」，其中不少作者對於推力的實際成效，曾表達不同的意見，而且擔心推力會被濫用或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最後善意導致惡果。
是好是壞，和「上級機構」的成員和其素質應當有很大的關係。在大多數採行西方一人一票選舉制度的國家，上級機構成員是經由選舉產生，再經由立法和行政的分工，推出政策、執行政策。另外，還有媒體和人民團體等單位會鼓吹特定政策，也會為政策或政治人物做民意調查，從而對政策產生制約或影響。
不幸的是，塞氏所說的非理性選擇，可能發生於消費行為，當然也可能發生於投票行為或民調立場。既然如此，怎麼可能保證產生出良性的結果呢？如果選擇結果非屬良性，其所選出的上級機關成員就有可能利用推力，把人民導引向災難而非幸福。塞氏理論最大的問題就在此。
可見西方民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緩。最近十幾年來，有一股改革民主制度的學派，稱為審議式民主，日漸受到重視。美國史丹福大學詹姆士·費什金（James Fishkin）教授所倡導的審議式民調屬於這個陣營，而且和塞氏的推力有異曲同工之妙。費氏的方法，是用隨機抽樣選出民眾，詢問他們對特定政策的意見，稱為「前測」；然後讓這些民眾參加聚會，裡面有不同立場專家的辯論和民眾的小組討論，以及與專家們的意見交流。經過這個程序，大大提高了民眾的理性和知性，再舉行一次民調，稱為「後測」。這個後測的結果就可以作為民眾對政策意見的重要標竿。
所以，塞氏的推力本身不足以自行，應當輔以類似審議民主這樣的民主改革機制，才可以提高上級機關的素質。審議民主尊重公民的自由選擇，但用不同立場專家的辯論和討論來替代塞氏的推力，從而促進理性選擇的機率。這些專家可以由不同立場的政黨或團體推薦，使其更具公正性。這種制度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刊於2017年10月12日中國時報名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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