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信昌
這陣子以來，為美國高層所獨尊和不斷加碼的地緣政治，是將國安思考、風險判讀與策略指導的位階，無限上綱；更在新冠疫情迄今，已然衰退的金融信心與全球經貿，悉數假手國安考量與半導體產業鏈的重組，來合理化高度的政府管制與財政大補貼！
政經風險的防範與分散產能，本來就在企業主的算計當中；無論是成衣、製鞋甚至水產養殖等傳統產業，狡兔三窟好規避匯兌波動與國家風險，本來就是代工業者避免要按約賠償，和求得生存壯大所必要支付的成本作為。
最近，央行總裁楊金龍提出警告，全球化的步調調整，對台灣經濟前景具有重大意涵，並提出應該持續關注的四大面向，分別是：全球化的緩和與跨國政策的協調、產業鏈重組與台灣的競爭優勢、金融業職掌與匯率穩定，及如何避免再度成為被美國制裁的貿易對象。
誠然，跨國結盟、拉攏與政治層級的指導意圖，台灣自無從跳脫其手掌心；但客觀思辨和勇於主張，則是主政者不能逃避的職責與主權行使。
首先，側重依存、互惠關係的古典貿易理論，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就是要讓跨國人才流動與生產競爭，能輪流擔任國際經濟破風手。反之，認定全球化概念的推進與施行經驗，恐限縮國家政策空間，可能引發政經不穩定，則在將生產依存的利益跟金融投機的歪風禍害混為一談。
畢竟，即使在沒有世貿組織的七、八Ｏ年代，因為貨幣巨貶和外債償還而造成國家風暴，比比皆是。
至於所得與財富分配變動，所謂贏家、輸家的不均問題，只消看看從北到南的台灣，房價變動和土地增值的經年順序，就知道唯有時間與耐心才是最好的解藥。
其次，和緩之中的全球化，已然造成新一輪跨國外部性和惡性競爭的問題。主要經濟體應盡早共同面對，就惡化的政策補貼與公平貿易法的偏差自利，從政策誘因的設計、成效檢視和執行實務面，啟動公、私部門的磋商協調。
誠然，順應供應鏈的重組及地域多元化的布局，還能帶動台灣金融業的國際化；只是強求各行業擁抱新南向，不僅在做無多大效益的對外補貼，重複的產能投資和財務負擔的，更忽略過往在中美洲友邦國家的慘痛教訓。
最後，此刻中、美兩國之間的博弈，主要涉及的是戰略縱深的各自創造。中國大陸逐漸有能力阻卻美國的近海偵蒐，甚至超越第一島鏈的圍堵；而美國則冀圖能以民主聯盟的帶動，讓金融大海嘯期間所提出的新兩強G2，能在國安思考之下重行設局並做出攻防守備。
目的無他，就是能將美、蘇兩強，於冷戰期間的對峙與勢力範圍的備戰利益，悉數過繼和轉換成是在美、中護欄之下，可予取予求的有力框限和新局勢。
因此，懷璧其罪的台灣，雖有著台積電為各國爭相招手的風光，仍須步步為營。當朝的執政者，當然有義務貫徹身為主權國家，所應當盡責的策略應對與海外企業的利益維護。
(本文刊於2023年7月30日中國時報)
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林昭禎
尹啟銘
杜震華
朱雲鵬
莊奕琦
楊朝祥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