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展旭
一、終身保護管束之合憲性
所謂「保護管束」，指對特定的犯罪人，移付特設之機關，予以觀察並監督輔導其行為與生活，以達到使其改過遷善之目的。在刑法上，保護管束屬於保安處分最重要的工作型態，具有兩種重要的功能：一、代替或補充刑罰執行：如依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外，得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一、犯第九十一條之二所列之罪者。二、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定之事項者。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二、代替其他保安處分之執行：如依刑法的第九十二條規定：「第八十六條至第九十條之處分，按其情形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前項保護管束期間，為三年以下。其不能收效者得隨時撤銷之，仍執行原處分」。
我國現行保護管束之執行，係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台灣地區法務部於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皆設置觀護人，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
然而保護管束性質屬於保安處分，保安處分既為基於社會保安之必要，對於無責任能力人、限制責任能力人或具有特別危險性之責任能力人，於刑罰制裁之外，施以矯治、感化、醫療、禁戒等方法，所為具有司法處分性質之特別預防處置。對於人身自由必有一定程度之侵害干涉，是其為國家公權力干涉人民自由權利，即應受憲法對於基本權侵害界限之拘束，諸如比例原則等等。
性侵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中，有建議增訂「宣告終身保護管束」之規定，此等規範之合憲性，恐不無疑問。蓋保護管束乃對特定的犯罪人，移付特設之機關，予以觀察並監督輔導其行為與生活，以達到使其改過遷善目的之公權力措施，以此種措施作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為矯正與預防之方法，亦為對於犯罪預防所採取之必要措施之一，固非憲法所不許。惟其究屬對人民自由權之限制，自應隨犯罪預防制度之發展或其他制度之健全，就其他較小限制替代措施之建立，隨時檢討改進；且若已有方法證明曾犯此等犯罪之人不具特別危險時，即應適時解除其保護管束之限制，俾於維護公共福祉之範圍內，貫徹憲法人民自由權利之保障（參照司法院大法釋字第584號解釋）。是「終身保護管束」不惟必要性與最後手段性容有疑義，一但受此等處分宣告，縱嗣後危險性消失，亦無解消回復之可能。不僅有違國際相關公約「禁止酷刑原則」或「禁止不定期刑」之精神，恐亦大悖於憲法第23條及司法院大法官歷來對於比例原則之闡釋。準此，有關「終身保護管束」之規範，宜增設解除條件之但書規定，例如「終身保護管束執行一定期間後，經考核無再犯之虞者，得停止其執行」，以解決其可能之違憲爭議。
此外，執行可行性而言，「終身保護管束」之執行，尚須相應之觀護制度整體資源以為配合，方可克盡其功。以目前我國挹注於觀護制度之人力與資源，能否落實「終身保護管束」之執行，情況恐難令人樂觀。
二、危險性罪犯法案（SVPA）的不定期監護制度之可行性
美國及加拿大是目前在性犯罪人心理治療方面最發達的國家，台灣地區在進行性罪犯處遇改革之時，對於是否引進美加所盛行的治療方案及運用技術，有許多討論，雖然其中爭議至今仍有部分懸而未決，但美加的作法及經驗確有值得借鑒及引人深思的地方。其中美國的「危險性罪犯法案」（SexualIy Violent Predator Act，簡稱SVRA)的不定期監護制度，亦有頗值介紹之處。
「危險性罪犯法案」是在一九九Ｏ年華盛頓（Washington）州一小男孩被一初假釋之性罪犯姦殺，而通過此一法案，到二ＯＯＯ年為止共有十六州通過，目前並無聯邦之立法。
SVPA法案賦予該州有權將危險性罪犯轉移至民事庭在聽證下裁定 civil commitment(接近台灣地區刑法保安處分章中對精神病犯人強制監護之概念)而予不定期監禁收容(indefinite confinement)。其收容期限係於收容後由專家每一或二年開會決定之，直到其被認為對社會不會造成危害，故屬於不定期之強制收容。
危險性罪犯法案，與梅根法案相同，在各州及聯邦法院均有贊成及反對的意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及二ＯＯ一年的決議中，皆指出該法案屬於民事監護性質，因此並無涉及不溯及既往及一事不再理的問題。危險性罪犯法案一來涉及為性暴力的心理異常或人格異常犯罪人，再者使用不定期監禁，具有將危險性罪犯隔離的性質，該法案固然能夠保護社會大眾免於再度被害的危險，但亦使犯罪人在認定過程及執行期間當中負擔相當沈重的責任，對其人權影響至鉅。
因此，我國若欲將此一制度援用於性侵害犯罪案件之矯治，除可能遭致刑罰遁入民事領域之質疑，以及對於人權是否過度侵害之疑慮外，由何機關（構）執行此一民事性質之措施，有無相應配合執行之資源，亦顯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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