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道邇來，人民幣是否納入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成為繼美元、歐元、英鎊及日圓後的計價標準籃（standard basket）成員，廣被討論。原因除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經啟動一段時間，逐漸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與認同外，今年適逢IMF進行SDR計價標準籃組成與權重的重新審查，也是重要原因。
人民幣納入SDR的討論，由來已久。早於2009年3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希望IMF成員國重新思考SDR的意義，甚至進一步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加速國際經貿整合同時防範金融危機發生，就已讓人嗅到人民幣崛起並挑戰美元的味道。
自此之後，中國大陸當局開始推出一系列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包括全面實施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放人民幣跨境投資業務、推動人民幣債券國際化、廣設人民幣離岸中心、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貨幣互換協定、實施滬港通、推動一帶一路以及創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等，就是為了普及人民幣在國際經貿及金融市場的使用，同時藉此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成為各國儲備貨幣並納入SDR。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統計，2014年底人民幣全球支付比重首次突破2%，來到2.17%，在全球支付貨幣的排名則是急速攀升至第5位，僅次於美元、歐元、英鎊及日圓。相較於兩年前的比重及排名僅不過是0.25%及第20位，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的使用與流通，已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儘管人民幣國際化有顯著的進展，但以此做為爭取納入SDR的籌碼，仍嫌不足。因為IMF的審查標準雖只有兩項，其中一項必須是在國際貿易（經常帳）上被廣泛使用的貨幣，基本上人民幣已經符合，但另外一項是貨幣必須可以自由使用，特別是在金融帳方面，不存在任何違背市場機制的進出及兌換障礙，這點人民幣在短期仍難以做到。主要原因是大陸目前的經常帳雖已全面開放，但在金融帳（大陸習慣用資本帳稱呼）部分，由於金融市場發展仍未成熟，故仍採行嚴格的管制行為，造成以金融投資為目的所產生的資金進出與兌換，都需經主管機關審批及同意，無形中也限制貨幣的使用與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IMF的重大決議都必須取得85%以上的表決同意權，才能通過，但美國在IMF的表決權比重就高達16.7%，等同具有實質的否決權。因此，人民幣是否可以納入SDR，除了貿易及投資的經濟指標門檻必須達成外，最重要的關鍵或許還是得在國際政治與外交環境中，與美國進行角力，甚至進行利益交換，才有機會成功。即便外部形勢非完全掌握於自己手上，但為順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大陸內部的金融改革勢在必行，特別是在利率及匯率市場化與資本帳管制鬆綁這兩大塊方面。
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基準利率為一年期的存款及貸款利率，是人民銀行調控利率的核心。相較於金融體系發展較為發達的國家大多以重貼現率做為基準利率而言，這樣的做法明顯是人為干預市場的一種舉動，除會限制金融體系資金的運用，造成效率低落外，也會導致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的發生，加大金融體系運行的交易成本。嚴重者，甚至會加劇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現象，從而阻礙金融市場的發展。
此外，相較於利率的管制，人民幣匯率機制雖於2005年7月邁向市場化，採取以市場供需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重點幾乎都落在管理上，人為干預色彩鮮明，學理上甚至將此稱為骯髒浮動匯率（dirty float），市場的影子微乎其微。更不用說，由於採取嚴格資本管制的緣故，資金無法自由進出，自然也無法形成真正的市場化匯率。而這些管制行為無形中就仿如一道枷鎖，桎梏著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
因此，當中國大陸在追求人民幣國際化、希望納入SDR之際，無論是基於主動或被動的理由，都必須全面推動金融改革，落實真正的市場機制。其中最重要的無非是解除利率管制、減少干預外匯市場並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同時進一步鬆綁資本管制。如此一來，方能真正提升人民幣內部及外部持有者的信心，讓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益加普遍，最終形成真正的國際通貨。
不過大陸官方也必須有所體認，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是一把雙面刃，帶來龐大效益的同時，也會加大國內金融市場的動盪。特別是隨著資本管制的解禁，當人民幣被境外企業或投資者大量需求或使用時，不可避免地將會弱化人民銀行對外匯市場及金融體系的調控能力，貨幣政策及金融政策的操作難度也將大幅提高。面對這些隨之而來的負面衝擊，現時的大陸政府是否已經做好準備，金融體系能否承擔，都是猶未可知之事。
(本文轉載於2015年4月21日旺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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