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於政府限制,使得許多大型企業紛紛採取對策來因應,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經營有成的台商紛紛在海外上市,以規避政府40%投資上限的規定,如鴻海集團子公司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又例如台商透過外商的併購前往大陸投資,如統寶光電與荷商菲利浦旗下行動顯示系統事業部簽訂合併意向書;日月光亦表示,將出售予外資私募基金凱雷。
政府限制的結果,使得明明績優的台商公司,跑到香港上市,而不願回台上市,或是藉售予外資公司,來規避政府的管制,成為外商公司。請問陳總統,您的兩岸經貿政策究竟有沒有站在企業經營的立場著想?
外資也有同樣的呼籲,美國在台協會辦事處(AIT)處長楊甦隸(Stephen M. Young)就曾呼籲說:「美方鼓勵台灣與中國談判儘快三通,台灣若要維持在全球供應鍊的重要地點,就需和大陸直航;台灣越慢開放三通,自外於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的風險就越大」。而歐洲在台商會(ECCT)也作出同樣的呼籲:「台灣如果不開放三通直航,有多達十五家歐洲廠商,將會集體從台灣撤資」,
陳總統限制兩岸經貿往來的結果,導致外商卻步、台商出走在海外上市、與外資合併,請問陳總統,這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利嗎?這就是您所謂的「台灣優先」路線或是「台灣主體意識路線」嗎?
在兩岸經營大環境改變之下,台商一方面必須要朝「知識型」及「高附加價值型」的生產活動轉型,才能繼續留在台灣;另一方面,企業也需依「比較利益」的原則,將在台灣生產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部分移至生產成本較為低廉的中國大陸,這已是企業面臨經營環境改變所必然採取的策略。
當前東南亞國協及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東協加六等亞洲區域經濟組織,台灣均被排除在外,前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就曾說「世界級大公司的眼光絕不僅侷限於兩千三百萬人身上,而會放在整個東亞的華人身上,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如果忽視這個事實,或者採取一些同這個潮流相抗衡的措施,最後必然會被邊緣化」,包道格的話已經點明了陳總統的限制措施與潮流相抗衡,台灣經濟已被邊緣化,陳總統應該不會不知道這個狀況。
兩岸經貿往來是依據市場經濟法則下的正常行為,而往來的結果,對兩岸也是互利互惠的,例如兩岸貿易二○○五年已經成長到九百一十二億美元,今年更有希望突破一千億美元,而去年兩岸貿易順差,依台灣的統計,達三百六十一億美元,但總貿易順差僅一百五十八億美元,可見兩岸貿易對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性。
在投資方面,依大陸統計,迄今台商投資家數達到七萬家,實際到位投資金額達五百億美元。這些台商是台灣企業實力向外的延伸,壯大了台灣經濟實力,增加了台灣企業競爭力,對台灣經濟貢獻良多。
只要學過國際經濟、企業管理的人都知道,在全球化浪潮下,台灣的兩岸經貿政策必須走向開放,才能釋放台灣企業旺盛的生命力,使台灣能善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優勢條件,以迎向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而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在大陸具有語言、文化、地緣等種種的優勢,所以台灣應該將大陸納為台灣的腹地,讓台灣企業能善用大陸的生產資源,成為自身發展的助力。
所以誠摯建議陳總統,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開放兩岸經貿往來,為台灣企業創造更好的經營環境,讓台灣企業能善用大陸騰飛的動力,成為自身經濟發展的動力,唯有如此,台灣經濟才有發展前景。
(本文刊載於96.01.02 中央日報網路版,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