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豪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甘迺迪大法官宣告即將退休，在美國政治與社會上丟下一個超級震撼彈，因為該院目前9個大法官，保守派與自由派是5比4，而甘迺迪則是保守派5名大法官中最溫和而且偶爾游移的一位。他一方面有著保守派、共和黨的價值觀與法律哲學，但也曾在墮胎權、同志權益，乃至對少數族裔優惠的「積極平權措施」案件中站在靠近自由派的一方，這使得他往往成為「關鍵一票」，雙方都知道獲勝關鍵就在能否拿到甘迺迪這一票。
而甘迺迪這種中間、游移立場，也確保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基本上還站在「中道」的角度，不會被自由派或保守派拉到光譜的某一方。例如，從1996年以來，最高法院做出了4個保障同志權益的重要經典判例，都是由他主筆。但這些「進步」不會一次到位，而是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而且即使在2015年，他主筆的法院判決以5：4的比數宣告同性婚姻受美國憲法保障，但在意見書中同時也肯定那些基於宗教、道德、親情、傳統等因素而反對的人，並表示他們的反對仍然受言論自由的保障。
然而這樣「中道」的甘迺迪，在此時宣告辭職，就給了川普與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一個大禮物：在期中選舉之前，送進一個更堅定保守的人士，去填補甘迺迪的空缺。美國人民早就看出，最高法院的人選可界定美國的公共價值，也是「文化戰爭」的重要戰場。甚至他們在選總統時，也會將「將來會提名什麼樣的大法官」作為投票的重要考慮因素。
川普甚至誠實地說，除了戰爭與和平之外，他最重要的決定就是挑選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現在中道而且偶爾游移的甘迺迪離職，川普與共和黨參議員必然會給他們的選民一個交代，選擇一個比甘迺迪更保守、更堅定的人來填補他的位置。這麼一來，甘迺迪之前所參與的「5比4」爭議判決，只要是偏向自由派傾向的，恐怕就岌岌可危。1973年以來就受到憲法保障的女性墮胎權利，可能首當其衝。甘迺迪勉強而且有限度同意其合憲的積極平權措施，也愈來愈不穩定。同性婚姻的權利應該不會被推翻，但宗教自由和表現自由作為私人拒絕配合同性婚姻制度的機會，將愈來愈大。
美國的大法官才換一個人，就有如此大的轉變。台灣的制度賦予每屆總統可以換一半大法官（當然前提是立法院配合），其對政治版圖與國家價值的影響更遠遠超過美國制度。美國選民已經深深了解總統選舉會影響大法官人選，蔡總統看來也非常了解任命大法官的重要性；我們台灣的頭家們將來在選舉時，也該開始關注「總統會任命什麼樣的大法官」了。
（本文刊登於107.07.09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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