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豪
近年來民進黨政府與支持者一直喊「認知作戰」。一方面抨擊對岸用一切方法影響台灣民心，同時更指控國內眾多人士都是中共認知戰的「在地協力者」。即使總統大選結束，仍有立委質詢國防部長，要求定義並對付協力作戰者。甚至近日還有人出書說林智堅的論文抄襲事件是「冤案」，而且居然也扯上中國網軍的認知戰。在風聲鶴唳之際，到底「認知戰」是什麼？這種「戰爭」是怎麼打的？
這讓筆者想起，在美國九一一恐攻事件周年前夕，當時我人在美國，一早起來讀到著名作家蘇珊桑塔格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投書〈真實的戰役與空洞的譬喻〉。當時讀完極為感動，覺得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主流媒體中這麼多評論文章，她這一篇是最經典也最中肯的，總算有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味道。
桑塔格指出，美國人一直在說「對恐怖主義之戰」，其實這根本是語言遊戲，只是要打造出一種意象—團結、悼念、復仇、憤恨。該文說得好：「戰爭」是有始有終的，然而「對恐怖主義之戰」，就像「對毒品宣戰」、「對貧窮宣戰」，都只是比喻、意象。因為它是無窮無盡，沒有範圍的「戰爭」。當我們把這些行動說成「戰爭」時，其實只是在訴求「權力」—給我（政府）權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且不可挑戰我。美國政府不斷拿「珍珠港」與「南北戰爭」來比擬，然而那兩個都是有始有終、清清楚楚的「戰爭」，「對恐怖主義之戰」卻不是。用「戰」這個詞，可以撲滅一切批評與反省的聲音。桑塔格認為，美國有深厚的反智傳統，而九一一的殘酷攻擊對美國人的情緒衝擊更讓人難以反思，所以領導人有藉口用一些無意義的口號語詞來胡說八道，同時壓制批評聲浪—反省就是異議，異議即是不愛國！
台灣的「認知戰」與美國當時的「反恐戰」，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用了「戰」這個詞，都讓人摸不清這個「戰」何時開打何時結束，也都藉此指摘任何批評政府的人民（國防部長說「言論對我方不利，對對方有利」就可能是中共認知戰的在地協力者）；更重要的是二者都用「ＸＸ戰」來為自己的胡作非為掩飾抹粉（ＣＩＡ虐囚，國安局非法監聽國人）。
台灣這些「認知戰」愛用者照理說應著重「反認知戰」，也就是對抗中共試圖洗腦、影響台灣人心的宣傳。然而，這些人從未如同美國「反恐戰」一般，出動軍隊跨海去攻打凱達組織的「協力者」，最終海豹部隊還格殺了賓拉登。
台灣的「反認知戰」從來沒有深入敵境去消滅中共認知戰的根源，而把主力放在對付台灣自己人，模仿「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到處扣反對者「三合一敵人」帽子的作法。
為什麼？因為「認知戰」比「反恐戰」更虛更空。恐怖主義的攻擊是看得見的。可是，在號稱自由的台灣，用「思想」、「觀點」來說服人民、影響民心，這是正常而且受到憲法保障的「民主程序」。我們不能用「觀點」正確性來禁止言論，更不能用「身分」來打壓人們說話的自由。言論觀念可以競爭、對話，但沒有該被消滅的「敵人」。然而「戰」就預設有敵人，那請問誰是敵人？哪種論點是「對我方不利」？誰是「我方」？
一言以蔽之，對民進黨不利的，就是在地協力者；民進黨就是「我方」，只要對民進黨不利的就是敵人。一切都只是為民進黨下一次「選戰」鋪路—恐嚇批評者、扭曲人民認知，以鞏固民進黨執政的一場聖戰。
（本文刊登於113.03.27聯合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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