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瀚興
新北市吳姓單親媽媽因壓力過大有憂鬱症，殺害一雙兒女，地院日前一審判決吳女死刑。對此判決，社會反應兩極。
或謂：單親媽媽有憂鬱症，也是「不得已」，怎可只論殺人「行為」，而就「行為人」不加輕判？根據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一○八年度上訴字第一九八四號，判決認為，應該原則上以「犯罪行為」為主，「行為人因素」為輔，不應捨本逐末，反先討論行為人，忽視行為惡害。
今依新北地院新聞稿，吳女殺害一雙兒女，先已一次殺害未果；後來，仍再次為之，兩位兒童，不幸殞命。若一般論點：吳女失業如何無助、社會安全網如何失靈，法官未有「同理心」云云，皆僅從「行為人」因素考量，非現代法治趨勢所應為；反之，若考量到兒童保護的公約與特別加重的刑事處罰明文，地院法官認為「犯罪行為惡害重大」，認為必明正典刑，實則為「行為刑法」表徵，裁判就此部分，並不值得非議。
我們來看看吳女有無可能寬宥？吳女案發時，年近而立，非懵懂無知；且刑法第二七四條：「母因不得已之事由，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子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吳女有嫂子與前夫可照料子女，並無「不得已」事由；況且，前開法文，行為情狀乃「剛生產」，行為客體「嬰兒」，皆與本案情況相左；更重要者，本案事涉兩條稚子的人命啊！不是單一嬰兒。法官依法審判，豈可枉法徇私？鄉民何苦誣衊？
或謂：不應考量吳女與子女的親情關係？按民國九十四年修正刑法第五十七條關於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其中修正後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七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係將修正前同法第八款「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之「平日」一語刪除，擴大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在犯罪行為上之關係，亦屬科刑時應予考慮之標準。同時，同法第八款並增列「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二者皆屬法院就司法實務刑之裁量標準之明文化。
若其他殺害「陌生」兒童的重大刑案，適用前開法規，畢竟凶犯與無辜兒童，平日不可能有任何瓜葛，也不可能有任何「保護教養義務」。反之，依民法，父母本負有照顧子女的法定義務。姑不待法律明文，親子天倫，即便畜生，尚且有之，何況萬物之靈？是以，有人訾議法官判吳女比其他殺子者重云云，是不依法律，是無理民粹，何足為訓？
《王牌天神》電影裡，上帝（摩根費里曼飾演）說：「布魯斯，把湯分成兩半，只是魔術。一個單親媽媽，兼職數份工作，還擠出時間，帶小孩練球，這是奇蹟；一位青少年戒毒復學，也是奇蹟。人們時常呼求我，卻不知一切操之在己。想要看奇蹟嗎？自己成為奇蹟吧！」眾人哀悼，因吳女舉措，無辜死去的孩子之餘，希望下個困窘的父母，能鼓起勇氣，成為自己與孩子的「奇蹟」吧！
（本文刊登於109.12.01 聯合報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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