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信昌
關於最低薪資的調整和應有的政策因應上，在台灣可以算是爭議不斷、年年上演；同時，自從金融海嘯的發生，對於此一社會議題的關注，主要國家的嘗試也變得非常多元。像瑞士和美國加州，為了整合內部意見即以公投來決定；而日本則由政府要求企業配合，據悉已有四成七的機械製造業主願意加薪。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市場競爭才是各種意圖與作用力量的最佳舞台；而價格則是決策與交結影響而成的社會指標，勞動薪資更是價格指標一環。再怎麼平等的社會，拉三輪車的車伕和開聯結車的駕駛，彼此還是有生產能量與對應出的薪資差異；反之，包括教育投資與設備投入的增加，都會改變勞動報酬。
其實，縱觀過去的一百年間，由美國加州所開啟的薪資案公投，只在該州內進行過三次；而甫於今年五月底，瑞士公民也否決了調高最低薪資到廿五美元的議案。只想拉高薪資，但卻沒有相對應能力的調整，或是生產變革的有效發生，是會造成參與者的負擔增加，轉為黑市交易或限縮生產的反淘汰，甚至讓產業加值鏈消失。
打個比方說，由勞動市場所決定的工資水準，一如量測溫度般，只是呈現出環境影響因子的相對改變。溫度與薪資的高低，雖然可硬性做局部調整；最終，卻會有大自然的反撲，會有人因此而付代價。就如同壓縮機的使用般，冷媒的釋出容易造成臭氧層的破壞；隨著輻射熱的穿透增加以後，因而帶動地球暖化。在最後的循環裡，今年春天的暴雪、驟雨和洪災，均讓美國東北部、北海道和英格蘭等地飽受水患、颶風影響。
以美國為首的金融炒作，造成全球財富跨世代的大轉移，特別在房產價值與退休金準備的減損上。美國聯準會以市場安定為名，採行量化寬鬆的操作，將金融炒作虧損，實質轉嫁給全社會。
晚近台灣的薪資停滯，也讓勞工實質購買力倒退；除了高教育別的勞力供應增加以外，最主要的癥結點是：企業缺少持續精進與管理變革，因而在人員引進和設備投資上，不敢做太多的更新。毫無疑問的，兩兆雙星、連動債與高鐵等重大ＢＯＴ案的投資失利，使台灣社會和銀行業連帶付出慘痛代價；更讓人力流動變得僵固不前。
當產業主要龍頭的獲利下降時，自然有求於政府協助，來做資金擔保或政策補貼；因而讓立法院的牽線議事者，有上下其手的空間。同時，因為產業判斷和授信失準，金融業也必須不斷輸血做融通。有了疏失就不好交棒；因此，為了把持經營決策權，也只好一錯再錯，而造成人才斷層的發生。
當道的，極力掩飾錯誤等退休；企業界又少有管道作創新投資，而年輕人既然少了升遷歷練，22Ｋ的薪資瓶頸自然出現。一心只想調高最低薪，就跟在夏天把溫度計和頭一起埋進冰桶裡降溫，降了溫度卻也可能凍壞頭殼。
重點是：要先改變社會運作的現實和有效提振產業經營；積極以結構面的改善來促進產業競爭力，包括調整工會組織的權限及司法使用的接近難度。唯有改變產業競爭和勞工的議價能力，才能長期提升薪資水準。
（本文轉載於103年6月3日聯合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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