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大黎加與我斷交的消息來得又快又突然,老朋友突然離去的衝擊還必須適應,好像是同樣的問題與劇碼,卻再次凸顯台灣處境的鬱悶與無奈,使得人民只能關注王建民完投的短暫喜悅。
問題是,會不會出現骨牌效應?希望不會,但是哥斯大黎加具有高度指標性。除了哥國與我之間的邦交長達六十年以上,以及哥國在我中南美邦交國具有重要地位與影響力外,更重要因素則是哥國與我斷交的原因與過去案例不同,過去大多是兩岸金錢外交競標結果,或是執政政黨的轉變而與我斷交,這次哥國總統阿里亞斯,一位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人物,他指出是基於中國的政經力量無法忽視,也基於哥國經濟貿易與區域地位考量,從哥國國家與人民利益的角度,因而選擇與北京建交。
兩岸外交競賽一直是一場零和遊戲,現在我們的籌碼是越來越少,而對方卻是崛起中的強權。北京有更多經貿資源與軟權力,經濟強到可以向哥國每年採購與貿易十億美元,軟權力則是畫大餅的能力,北京和平崛起在國際間得到認同,讓這些國家感受到前景與方向,這些都不是台灣可以與之競爭的項目了。
外交承認是一項政治動作,但是會產生雙重法律效果,除了在承認國的國內法之外,影響最大的還是不被承認國在國際社會的法律地位問題。作為一個民主主權國家,台灣有權利參與國際事務,但是台灣如果要以增加邦交國方式,則至少要獲得一定數目國家的外交承認,或是得到主要大國的外交承認,目前這兩項要件都不容易達成。反而必須注意,如果出現骨牌效應,我邦交國家數目降到廿以下的歷史新低,則台灣的國際地位將面臨更嚴峻的質疑。
有人說問題在中國,對了一半。如果北京不挖我們的外交牆腳,如果北京不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我們的確是可以有更多的國際參與機會。但是,北京的邏輯,也正如我們的思維,兩岸外交的排擠與對立,其實是反映出兩岸關係的漢賊不兩立的惡性循環。因此,問題也在兩岸,台灣外交與國際參與問題的癥結還是在兩岸關係。台灣必須提出一套新的策略與思維,能夠兼具處理兩岸互動、外交關係、與參與國際組織三位一體的完整方案。由於這些層面都是相關連的,因此必須有一套整體戰略與作法,必須務實與彈性,充分掌握兩岸現況、區域現勢與國際發展,建構兩岸和平、東亞整合、國際參與的新方向。
台灣外交不能再務虛與自我滿足,國內消費的民粹外交已經自食惡果,破壞台美互信與周邊國家的對我觀感,哥國斷交應該是當頭棒喝。十年前我曾經提出台灣三大戰略:交往中共、經營美日、置身亞太,再次呼籲我們必須提出新的論述與作法,才能真正跳出兩岸外交零合的困境。
(本文刊載於96.06.08 聯合報第A15版,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