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賢
其實很多專家都誤會了，如果去看美國衛生部門對新冠重症治療的指南，抗病毒藥物已經完全沒有角色。需要住院的病例，從需要氧氣支持開始，所有的治療指南都只推薦類固醇，類固醇治療不力時推薦的也是追加另一免疫抑制劑，而非抗病毒藥物。所以以前專家爭論降低死亡率的重點，應該由單純藥物儲備，兼顧到醫療儲備才算正確。
了解了重症治療指南後，就不難理解造成台灣新冠超額死亡的原因不在抗病毒藥物沒買夠，或藥物沒給到該給的人，因為所有新冠抗病毒藥物都是給輕症使用，用以預防產生重症。要減少重症死亡，唯有排除所有就醫障礙，讓每一重症的人都能住院，接受很普通的類固醇治療以及完整的醫療監控與照顧，才能有效降低重症死亡率。台灣一直存在的超額死亡原因也是因為就醫障礙，重症無法獲得及時合理的醫療所致。
因為新冠而產生的就醫障礙，不但出現於新冠，也出現於其他重症病患，所以才會造成今年5月分超額死亡4000人，新冠超額1900，剩下2100非新冠疾病也出現超額死亡。新冠的就醫障礙包括一定要住有專責病床的醫院，並非每家醫院都可收。如果專責病房再被刻意以輕症塞滿，就會造成重症病人必須四處找床，四處等床，耽誤了寶貴就醫時間，造成新冠的超額死亡。確診新冠，指揮中心又規定一定要用救護車送醫，這就是恩恩案中，明明走路可以到，卻一定要依中央規定叫救護車，才是恩恩死亡的主因。
非新冠重症病患一定要以核酸排除新冠才能排床住院，而床位又因為政府強制徵收很多醫院30%的病床為專責病房，造成非新冠重症病患也出現嚴重的就醫障礙，由5月分的資料看來，造成的超額死亡甚至高出新冠。在國家沒有任何重大天災人禍時，非新冠國人的超額死亡當然可以歸到因為新冠而設定的就醫障礙。
就醫障礙能不能解，當然能解，只看指揮中心願不願意解。台灣以前根本沒有就醫障礙，大量傷患來時會出現短暫、局部的障礙，例如八仙塵爆。新冠尤其是Omicron，因為死亡率低，而且分散出現，如果沒有人為太多限制，不應該出現長期就醫障礙。台灣出現的這些奇怪就醫障礙，都是指揮中心在這兩年半裡面為了醫療院所保全而一層層加上去的。
指揮中心到底加了多少枷鎖在就醫流程上，可能多到連自己都搞不清楚，解開的時候一個個枷鎖慢慢解，千絲萬縷不易周全，死亡數就不容易掉。最好的方法是打掉重練，將新冠降為四類法傳，解散指揮中心及指揮中心下的所有就醫枷鎖，就醫自由度回歸正常，台灣的醫療水平才能發揮，死亡率才有可能快速下降。否則下次BA.4或BA.5再來時，勢必又會再重演一次現在的戲碼。
陳時中因為急著想去選台北市長，沒有下降死亡率到萬分之3之前都算丟下爛攤子給國人，萬分之3也是當初蔡總統防疫專家會議中決定新冠走「減災」的參考理論基礎，沒有落實政策初衷就走人，就別怪國人稱他為全世界僅有的「落跑指揮官」。
更何況解散指揮中心就能下降超額死亡這件事，指揮中心本身是知道的，寧願不做而讓陳時中帶傷參選，應該是看中立法院又通過了紓困條例延長方案。當指揮中心又有大筆經費可以運用時，防疫選戰就可以再度活絡，當然所有專業良知都可以拋到一邊。
更何況，現在的指揮中心記者會已是標準的提線木偶戲，宣布的方案都必須行政院核定，只要幕後有錢請得起大樂團，弄到鑼鼓喧天，前面木偶的缺陷是否還看得出來，就要考驗觀眾的眼力與聽力了。陳時中到底算不算是落跑，沒解決死亡當然該算，他又是在違背良知且知錯不改的情況下落跑，惡意落跑才是最貼切的描述。
(本文曾刊登於111.07.14中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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