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賢
BA.4或BA.5的變異病毒株進來台灣是無可避免的，但是要引起像BA.1或BA.2的超額死亡，絕對不能只由實驗室的數據、與肺部組織的親和力資料就能簡單預測。在歷史上多的是毒性高的病毒株卻造成低死亡，最明顯的就是2009年的新型流感。前副總統陳建仁當時以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尊，預測台灣將有7000人死亡，但結果只死亡41人。因為當時是馬政府執政，只是沿用了2003年SARS的作法，就輕鬆的將死亡率降到非常低。若再回來看看現在的蔡政府，還真的能把一個死亡率只有萬分之3的新冠，快要搞到自己預測的7000人死亡了。
另外一成功的例子就是腸病毒，當台灣前一陣子正在苦惱於新冠腦炎無計可施時，台灣曾經將腦炎的鼻祖腸病毒腦炎壓到零死亡率。各個縣市比較的不是誰死得比較少，而是誰敢出現死亡病例。腸病毒是一個既沒有藥物，也沒有疫苗的疾病，防治的真功夫完全取決於對疾病的瞭解及下手的準確程度。
腸病毒死亡的成功防治關鍵，就在最近被指揮中心公開劃清界線的1922。1922自設立以來就是疾病管制署與民眾溝通的唯一渠道，他的設立和所有中央機關的軟硬體架構一樣都是委託民間建構，難不成要政府官員自己去蓋房子。但蓋了房子後住進去的人當然是政府官員，運作當然也是政府的運作。
1922的運作在腸病毒防治時發揮到了極致，當初政府部門就是認定腸病毒的死亡就是就醫延誤，特別命令1922擔負起排除醫療障礙的重任。先設立簡單的333就醫指南，民眾只要符合標準就可以立即找1922調床，1922也因為直通中央疾病管制署，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床位，再通知地方消防局救護車協助載運。這就是腸病毒能夠防制到零死亡的關鍵，完全掃除了醫療障礙。這也是恩恩找不到床致死的原因，因為1922沒找到床就要求消防局的救護車出動在街上亂竄找床，去年發生的防疫計程車亂竄找床，今年換成救護車，去年是入境旅客或接觸者，不會死亡，今年可是確診的危重症，亂竄找床當然會出人命。
在疫情大流行時如何暢通傳染病人的就醫流程，不但可減少傳染病人在外亂竄所造成的傳播，也是降低死亡率的最重要方法，即使像腸病毒這種沒有疫苗也沒有藥物的疾病亦然。想到這裡就讓我們很難原諒這個政府，對於一個低死亡率又有藥及疫苗的Omicron，竟然能夠搞出超額死亡。而且還能將基礎死亡率也翻了一翻，因為所建立的就醫障礙不但阻礙了新冠危重病人的就醫，還因為騰出3成的病房當作專責病房，連常規醫療的危重症病人都無法順暢就醫，才會共同提升了基礎死亡率，創建了台灣的超額死亡率。
這些就醫障礙影響深遠，醫護同仁看到病人就被訓練成必須先排除新冠，碰到了以前新冠檢驗困難，排除也異常困難時，就會嚴重阻礙了危重症的就醫，院外死亡、就醫延誤死亡大增。對陪探病的的要求，就是阻礙了新冠家屬探視小殮的機會，在24小時火化政策下又沒法大殮時，就是老百姓反抗立即火化的怒火源頭。為什麼以前也立即火化，但沒人抗議，因為沒有探病障礙，家屬看了小殮後，心情平復，就不會再抱怨了。
現在的超高死亡率絕對是政府和醫院的故意不作為所致，政府以保障醫療量能之名，行減收病人之實，是罪魁禍首。不論公私立醫療機構都是自負盈虧，碰到這種情況，當然會以收輕症病人來填補，造成的結果就是確診的危重症收不進來，非確診的危重症也收不進來。進得來的全是利潤高的確診輕症，這就是目前危重症大量飄蕩在外的原因，死亡率當然超額。以前也是如此，沒有出現超額死亡，因為1922發揮了控床的作用，恩恩爸爸的亂咬，加上指揮中心無情與1922切割，坐實政府根本不想降低死亡率。現在的問題都不想解決，BA.4與BA.5來時，老百姓對政府更不必抱存太大的期望了。
(本文曾刊登於111.06.22中時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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