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平若依「投入程度」來區別，與特定政策具有「明顯而立即」的利害關係者，自然會用盡所有可能手段，來維護或創造自身原有之權利。再者，若為一般性的利害關係者，諸如都市更新計畫政策，這個類屬所涉及的人們，其公共參與投入的積極程度不若前述類別強烈，但因為仍然存有參與利益，因此該等團體依然會投入該政策的參與，只是其參與動員的程度不若前者強烈。第三，為「外部型的利害關係」參與，這也就是說，特定政府的公權力措施或政府政策，雖然不是針對該特定團體，但該等公權力措施卻可能發生政策「外溢效果」，而此項效果又有「正面外部效果」以及「負面外部效果」的區別。若為「正面外部效果」的政策，其所屬的利害關係人，當然會進行政策投入；但若是「負面外部效果」的政策，則其所涉人士的投入程度，可能不輸前述各項類別，例如貢寮地區的反對核四運動即是此類。第四，為「無實質利害政策」，也就是該項政府公權力措施的運作，並不會造成人們權利的得喪變更，這類型可能是政府組織改造議題，也可能是精神性、象徵性的政策類別，而此類型的政策類屬，一般的社會大眾其主動參與的意願是最低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若政府的心態，是要追求最大的公共價值，創造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那很明顯地，其參與的管道不應該侷限在特定的團體。政府應該廣開公共參與管道，讓各種草根訴求進入政府的公共議程之中。但是，這就逼使我們要去面對不同參與人士之間的「參與落差」問題。
與該政策具有相當利害的人士，其參與的動機自然會比較強烈；而不具利害關係的人士，自然就不會對於該政策投入任何的心力，該等人士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往往是朝九晚五之外，或茶餘飯後之事，所以對於公共事務的投入，自然就不會用心，更談不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其參與的品質自然難謂精緻。更進一步言之，若都僅有具有利害關係的人士參與，若較強團體佔據公共議程，則公共利益就容易遭到綁架，該公共決定就可能發生偏頗的情形。為解決此等參與落差問題，作者將於下篇文章再進行處理。
王健全
盧宸緯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