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杜卿
一個「稱謂」，可以搞到朝野上綱到國家主權的爭議，絕對是台灣社會存在「國家認同」爭議下的特殊產物。但弔詭的是，朝野對以現今臺、澎、金、馬為範圍的國家認同，可以說呈現的是「一個國家，各自表述」現象，然而其內在的價值，卻都是建立在中國最傳統的「必也正名乎」的基礎上。
毫無疑問，中華民國是一個經歷政黨輪替的憲政民主國家，而政黨輪替的規範性基礎，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因此，在朝野政黨都曾經憑藉中華民國憲法的規範，掌握中華民國的政權，卻仍有政黨及其支持者不斷的否定這部憲法，放眼全球民主化的發展，這不能不說是台灣社會在「經濟奇蹟」以後，所創造的另一個「政治奇蹟」。
如果經濟崛起的對岸，從來沒有放棄「消滅」中華民國的意圖，是朝野都具備的共識，但卻因國家認同的歧異而撕裂了「兄弟齊心，其利斷金」的可能性，事實上，這正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危機所在。換句話說，要消除國家認同的歧異，朝野必須從認同憲法開始尋求出路。
就現實面而言，海峽兩岸並存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同一個國家嗎？從當代政治學理論對「主權國家」的定義來看，必須具備1.永久的人口、2.固定的領土、3.有效的政府、4.與他國交往的能力等條件，那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人口、領土乃至邦交國的數量上相當懸殊，不過，確實各自具備這些條件，則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
但是，這個客觀的事實足以論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嗎？至少，從兩岸各自具有的憲法規範來說，就不能驟然獲致這個結論。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訂於1982年，本文雖無「領土」的規範，但在序言中揭示了：「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換句話說，雖然從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一天對台灣行使過有效的政府統治，但依據「主權國家」的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同時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
另就中華民國而言，它不但早在1911年成立於中國大陸地區，雖然戰亂頻仍，但1928年以後確實曾經有過有效統治的政府，它的憲法更在1946年制訂於中國大陸的南京，制憲的代表中，也包括了由當時台灣省所推派的17位代表，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無論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或是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四條…之規定。」，從未有依據憲法程序做成變更中華民國領土範圍的決定。因此，從憲法的規範面來說，中華民國的領土當然仍然包含中國大陸，主權自然也及於中國大陸，即使在1949年以後，它的政府從未有效統治過中國大陸，但這並不妨礙中華民國擁有大陸地區主權的宣示。
從上面的說明可知，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法理上」(de jure)的樣態，而存在兩個有效行使統治權的政府，則是1949年國共內戰停止後所造成「事實上」(de facto) 的持續結果。這種「分裂國家」在主權層面重疊的現象，對傳統主權理論形成一種典範變遷的挑戰，因為，不論任何不同主權理論觀點的詮釋，但都強調主權具有「至高無上」的性質，也就是主權國家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享有「獨佔性」與「排他性」權威的主張。
至於如何處理海峽兩岸主權重疊的現象，兩岸都曾經堅持過以武力途徑解決的階段，但是，即使中國大陸仍然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但也認知到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對岸在「一個中國」上的詮釋，從完全依循傳統主權理論強調「獨佔性」與「排他性」所建構的內容：「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到隱含承認「分裂國家」現況的詮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雖然仍有「內外有別」疑慮，但也逐漸彰顯了兩岸「對等」的意義。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在1991年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不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叛亂團體，同時也在同年制訂的憲法增修條文前言中明白揭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為目的，而「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的條文，乃為立法院制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憲法依據。
更進一步來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既已明訂：「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以及「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可以再次證明，在中華民國憲法及其相關法律的框架下，成立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承認現況是一種分裂國家的狀態，但並沒有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目標，而這個目標的達成手段，明確記載於民進黨執政期間所「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的「國家統一綱領」之中。
因此，馬英九總統要求政府部門在公文書中，提及對岸時應稱為「大陸」或「中國大陸」，不能簡稱或逕稱其為「中國」，不僅是謹守憲法規範的正當作為，也是維持了「對等關係」下國家尊嚴的唯一選項。試問：當我國政府部門直接稱呼對岸為「中國」時，又如何簡稱「中華民國」？更嚴重的是，當我國政府部門將「中國」的稱謂拱手讓給了對岸，又將置「中華民國」於何地？
再回到「名正言順」的傳統價值基礎上來說，面對兩岸政經條件懸殊的差異，我們的確無法期望強調自身現實利益的國際社會，能夠違逆中國大陸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同時承認我國的國際地位，並普遍參與國際組織。但是，當我國政府對代表「中國」的企圖心都主動放棄了，在國際社會上不是更坐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嗎？這反而才是矮化自己的作為。再者，放棄了代表「中國」的基本立場，也等同放棄了詮釋「中國」的話語權，那麼「九二共識」所型塑「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可供兩岸對話的空間，也必然無從建構。
兩岸關係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也沒有過去的經驗法則可供我們參考，因此，這是對兩岸政府與人民智慧的最大挑戰。不必諱言，對於部分主張急獨或急統的台灣地區民眾而言，維持現狀的確讓他們產生很大的焦慮感，但平心而論，維持現狀卻是最符合台灣地區民眾最大利益的政策選擇。
同樣的，沒有人可以預見兩岸未來的發展結果為何，但對台灣地區而言，不必懼怕中國大陸崛起到什麼程度，一方面，中國大陸當局雖有其堅持，但絕對不是，也不可能是鐵板一塊，特別是從台灣的發展經驗來看，當經濟成長的果實為多數的中產階級所分享以後，威權體制必然無法維繫，因為只有民主體制，得以維護中產階級不會被統治者輕易的剝奪了他們的財產權，更多的人權保障也會由此開展。
最重要的關鍵，是台灣地區的人民對自己的體制有多少的信心？能不能維持足夠的競爭力？中華民國憲法當然不完美，但兩度政權和平輪替足以證明它是具有相當的生命力。因此，相信憲法、回歸憲法，必然是消除朝野國家認同爭議的不二法門，並在此基礎上共同為國家發展攜手並進，才是以全民福祉為依歸的正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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