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美國總統布希在十二月六日撤換財政部長歐尼爾與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林賽,並提名美國鐵路公司CSX董事長史諾及高盛公司前共同董事長佛萊曼接替兩人的位置。布希總統這項財經團隊的換血動作,明顯與美國經濟表現不佳有關。美國經濟在近兩年來由盛而衰,其中雖然有經濟因素及九一一事件的衝擊,但是政府財經政策績效不佳卻是事實,這使得許多人認為財經首長應該換人。
美國共和黨在今年國會期中選舉中大獲全勝,由此觀之,布希政府更換財經團隊的決定,一方面是回應民意要求,一方面也可視為為未來連任做準備。眾所周知,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常受經濟景氣狀況左右,例如一九八○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雷根擊敗民主黨現任總統卡特,及一九八九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擊敗共和黨現任總統老布希,這都與當時美國經濟表現不佳有關。
二、近兩年來美國經濟走勢
在二○○○年中期之後,美國經濟已開始顯露疲態,經濟成長率由第二季的4.8﹪下滑為第三季的0.6﹪及第四季的1.1﹪。雖然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美國中央銀行)於二○○一年初開始降息,但是經濟的不景氣在第二季即步入衰退,成為負成長1.6﹪,而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更是讓經濟不景氣雪上加霜。雖然經濟景氣在二○○二年有出現復甦情況,第一季成長率達5.0﹪,但是明顯受到美國對阿富汗反恐戰爭短期創造國內需求的影響。果然在第二季之後經濟成長率下降為1.3﹪,顯示九一一事件的衝擊開始展現威力。再加上安隆案後接連發生企業醜聞,多突顯美國企業財務危機的嚴重性,若比喻為美國地雷股也亦不為過。
在經濟與企業財務金融交相不利的負面影響下,美國股市不斷的走下坡,影響所及,財富效果使得美國的消費不斷萎縮,而民間的消費意願亦十分低迷。由統計數字顯示,美國民間消費大幅衰退,由二○○○年第三季之3.8﹪下滑到二○○一年第三季的1.5﹪及二○○二年第二季的1.9﹪。民間投資意願也減少,由二○○二年第二季的6.7﹪,下降為第三季的0.2﹪,之後到目前為止,每季均為負成長。
三、對國際經濟景氣之影響
由於受到美國經濟景氣不振及企業財務危機之影響,美國金融市場資金分別往亞洲及歐洲移動,影響所及使美元匯率貶值,歐元升值,雖然日本經濟長期不振,但日圓仍由疲軟緩升。由統計數字顯示,歐元對美元匯率由今年年初的1.1324,升值到目前的0.9903;而日圓對美元匯率亦由年初的132.66,升值到目前的123.52。
因為美國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國際經濟景氣受美國經濟衰退影響日益顯著。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之統計分析,全球經濟成長率由二○○○年之4.7﹪,下降為二○○一年之2.2﹪,在二○○二年亦顯現出疲軟經濟走勢的2.8﹪。而全球經濟景氣在明年下半年之後是否能夠回升,仍然要看美國經濟的表現是否明顯復甦才能確定。
四、美國布希政府的財經措施
布希總統自二○○一年上任以來,由於適值經濟衰退,雖然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連續十二次降息,使得重貼現率由二○○○年十二月6.0﹪,降到目前的0.75﹪,但是美國經濟仍無法快速復甦。在財政政策方面,布希總統極力鼓吹一兆三千五百億美元的減稅方案,雖已獲得國會通過實行,但此一方案屬於全民性的減稅政策,效果有限,再加上企業財務危機頻傳,讓經濟遲遲無法回升,
以減稅刺激經濟成長的政策,早在二○○○年布希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就已經提出,當時布希在黨內初選遭遇企業家傅畢士的強力挑戰,因此必須提出比對手更具吸引力的減稅計畫,所以此次才提出一兆三千五百億的減稅方案。但是這項方案卻被認為有偏袒美國富裕階層之疑,而招致各界批評。
美國華盛頓郵報曾批評美國國會期中改選時,由於布希總統成功轉移大眾轉移視聽於反恐和對伊拉克的戰爭上,加上民主黨未能善用布希政府在財經政績欠佳的弱點,提出替代政策,而使共和黨期中選舉獲勝。然而此一論點是否正確,仍有待商榷。因為布希總統早在期中選舉前即已提出新的經濟振興方案,此一新方案是以中低收入戶為對象,由此可見共和黨期中選舉大勝是美國民眾投給布希政府給予支持的信任票,這個情況和台灣去年年底的立委選舉情況頗為類似。
由於共和黨在期中選舉大勝,為了回應選民要求以及為了二○○四年總統大選前途著想,布希總統更換內閣新財經團隊以推動高達三千億美元的經濟振興方案,確實有其必要。
原財政部長歐尼爾,對減稅方案之推動原本就不甚積極,而國家經濟委員首席經濟顧問林賽,在對於經濟景氣遲遲未能反轉快速復甦,必須負起責任下,也一併去職。
五、新經濟振興方案
布希總統所提出之三千億美元新經濟振興方案 包括對企業提供股利及折舊稅制的優惠外,還納入中低收入戶減稅措施。此一新方案可視為減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基本上,美國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有重複課稅之問題。換言之,美國沒有像歐盟及台灣有兩稅合一的方案。因此,此一政策的推動,除可減輕企業營運之負擔外,對股價及企業投資應有幫助。
美國目前的股利課稅制度扭曲了經濟和企業融資的發展,早為經濟學家所詬病。美國經濟學者指出,從企業獲利到股票投資人所得,企業股利實際上已被雙重課稅。而且企業債務支出的課稅規定較股利優惠,這導致美國企業偏向仰賴舉債投資支出,缺乏發行新股的意願。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迪格里亞尼(Modigliani)及米勒(Miller)之M-M定理,即指出股利的重複課稅有扭曲企業投資依賴舉債融資的後果,因為利息常常有減稅的優惠措施。我國一九九七年在前財政部長邱正雄的推動下,即提出兩稅合一的方案,嘉惠股市投資人及中小企業,對刺激經濟景氣頗有助益,更對於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及本土性地雷股危機之一連串對經濟衝擊,具有相當程度的緩衝效果。
因此,可預期布希的鼓勵減稅政策應有刺激美國經濟的正面效果,更何況此振興方案提供更寬鬆的折舊規定。為了避免遭致是為企業等有錢人減稅的批評,以及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此振興方案也包含一項在二○○四年開始實施的中低收入戶減稅措施,並提前一年於明年實施。
由總體經濟原理可知,新古典投資理論提出鼓勵減稅及加速折舊措施都有增加民間投資的效果。由消費理論得知,中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較高所得者高,因此效果會較好。所以鼓勵減稅及加速折舊措施有利於股市以及增加消費的財富效果,美國此一新方案對美國消費及投資應有正面助益。
事實上,許多研究也指出,美國民間投資及消費的賦稅彈性均富有賦稅彈性,因此減稅措施可刺激民間消費與投資。
六、美國擴張性財政政策合乎保守派理念
眾所周知,美國共和黨的經濟政策一向主張維持市場機能,政府少干預的小政府經濟理念。此次所提出之振興經濟方案,以減稅來帶動民間投資及消費,並未違背此一自由經濟理念之精神,有別於民主黨一貫強調社會福利的政策。
事實上,相較於日本為對抗長期不景氣所提出的擴大公共投資政策效果不佳,也讓美國投鼠忌器,並不願提出擴大公共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例如美國財政在一九九八年開始出現財政收支平衡,並且連續出現財政盈餘。因此柯林頓總統曾想要擴大社會福利支出,然而遭到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及輿論的反對而作罷。因此,雖然布希政府的減稅措施可能使美國財政盈餘狀況面臨考驗,但一方面減稅對於財政的影響相較於擴大政府公共支出對財政的影響較弱;另一方面,目前減稅方案較有利於民間消費與投資及經濟的復甦,對於擴大稅基有所助益,將可減輕未來財政壓力。
七、台灣之借鏡
台灣目前經濟景氣差,財政狀況不如美國,想藉由減稅來刺激景氣,是沒有這個條件。有企業提出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方案,除了使國家財政惡化外,並不見得能夠刺激民間投資意願。因為我國民間投資連續兩年衰退的情況與國內政局不穩,及中國大陸磁吸效應有關,問題並不單純。因此要刺激經濟,在目前台灣南北發展失衡,城鄉差距嚴重,人才往都市集中的情況下,加強地方公共投資對於經濟景氣的提升及帶動民間投資意願,應有助益。此與日本公共投資缺乏效益,將公共資金用於漁港建設之情況不同。
根據銀行業十二月十日在中央銀行參加資金會議強調,有八成在國內取得銀行貸款資金的廠商,已前往中國大陸設廠,而且在大陸的台商已能就地取得大陸地區中資銀行的貸款。在目前國內銀行放款不振,但國內市場資金卻浮濫的情況下,此舉更加重國內銀行放款問題。因此在目前資金面臨無處可去之際,若能將資金利用於擴大公共投資,將有助於解決資金浮濫的窘境及銀行放款低迷問題,進而帶動民間投資意願,使經濟回升。
最近政府提出的擴大內需方案,擬以特別預算或追加預算方式來規避年度舉債不得超過政府預算百分之十五的上限。在目前政經情勢下,應屬可行。在北高市長選後,政府用心拚經濟似乎也回應了民意之要求,相信朝野各黨應沒有反對的立場。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財經首長更動係為推動減稅刺激經濟方案,相較之下,我國財經首長之更換,卻是著眼於金融改革及農業發展之爭議。就金融改革與財政改革而言,由於目前市場資金過剩,而民間投資意願低落,貸款也減少,以致必須利用公共投資來使用過剩的資金。如果因此而使得財政赤字上升,但這只是短期的權宜措施,大家應有所體認。因此若想要在五到十年內達到財政平衡的經發會共識目標,恐怕財政改革方案的啟動時機需有所選擇,以避免陷入一九九七年日本橋本龍太郎內閣的財政改革災難。
另外就金融改革而言,由於十萬農民走上街頭抗議,致使金融改革步伐不得不有所調整。目前的當務之急應將加速農業發展與照顧農民生活的追加預算案優先編列,再輔以農業金融法案的實行,才能解決基層金融改革的爭議。至於金融改革相關議題,尤其在金融犯罪查緝方面,更應該優先立法實施,以避免台灣出現類似美國安隆案的企業務財務地雷股危機,並加速會計師法的推動。至於銀行改革方面,應強調銀行必須以自有資本來打消逾期放款,而金融重建基金的規模及運作機制,則應仔細精算調整。基本上,金融重建基金規模應以處理淨值為負的問題銀行及基層金融機構為主要考量。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載於91年12月16日地圖週刊復刊號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