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禎
「低薪長工時」改善了嗎？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2017年台灣年總工時平均2035小時，和OECD國家相較，僅次於墨西哥與哥斯大黎加，比2016年還多了1小時。另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的調查則顯示，有三成青年藝文工作者年收入不到25萬元，和目前的基本工資月薪22K比，竟然還更低。
於是立委、文化部紛紛提案，欲透過修法保障藝文工作者的收入；勞動部也積極擬定《最低工資法（草案）》，以維護勞工權益。只是之前蔡總統不是說，修「一例一休」就是要治沉痾，但「一例一休」已經改了兩次，為何問題依然存在，還要靠制訂新法，來解決陳年舊疾？
有人認為是加班黑數太多，雇主沒有恪遵法令，因此需要更嚴格的規定加以約束；也有人表示由於勞動生產力節節攀升，卻未能反映在薪資報酬上，所以要用位階更高的律法取代行政命令。但事實是馬政府實現每週40工時後，近兩年更縝密的工時修訂，並未產生具體的縮工時成效；而一條鞭式的調漲最低工資，亦無法反應各行業在獲利上的差異。可見以法制救低薪、過勞，不僅力有未逮，甚至沒有對症下藥。
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人和企業都會逐水草而居。法令要求多的地方，通常較不受投資者的青睞，若影響就業成長，如何帶動加薪、改善勞動條件？就像韓國的蔚山(Ulsan)，這個以現代重工起家的城市，2007年時還是南韓最富裕的城市。但近幾年競爭力受到威脅，現代於是將生產基地外移，讓蔚山頓時成了「鐵鏽帶」，工作難尋迫使青年陷入困境。反觀台灣，這不也是高雄的寫照，否則怎有北漂青年的產生？
面對挑戰，政府的責任除了提供民眾基本保障外，更須積極應變。以藝文工作者來說，現雖已不復往日光彩，特別是大陸影視、文創產業崛起後，人才西進，在資本動能不足的情況下，勉力維生。為免年輕的藝術家及演員因之而澆熄熱情，政府除可透過補助提供社會保險，以保障生活所需外。更應積極打造「活水」，建置人才媒合平台，避免人浮於事，同時組國家隊向外行銷，擦亮台灣的品牌價值，方能扭轉現況。
然而身處數位經濟時代，景氣變動的頻率與幅度日益難測，尤其美中貿易戰開打，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更高，若未預留協商空間給勞資雙方，雇主易因缺乏彈性調整機制，提早走上裁員一途。
好比「無薪假」，過去經常予人負面印象，不僅放假的企業恐遭抽銀根，或供應商斷貨，員工也人心惶惶。但回過頭想，若能經勞資協商，讓企業藉著降低人事支出而保有元氣，勞工仍有收入度小月，未嘗不是另一種選擇。因此近日汽車大廠國瑞，透過馬政府建立的協商、通報制度，雖仍引發各界關切，卻也讓我們提早注意到景氣循環變化，有利降低對未來的衝擊。
學法律的蔡總統，雖是經貿談判專家，但習以修法作為政策推動基礎。競選時所提六大勞動政見，不論是縮工時、扭轉低薪、增加就業，抑或保護過勞、職災、非典型勞動，甚至建立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都是用制訂規章為達成手段。殊不知限縮的經營空間，等同排拒企業進行投資或轉型升級，無疑將製造更多的西漂、南漂青年，讓台灣變的又老又窮。
親愛的蔡總統，提醒您咱們社會的問題，不在法律不夠多。
（本文曾刊載於2018年10月23日Yahoo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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