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一則關於兩岸用以搶救少子女化措施背後所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結構性意涵，是有加以延伸性思考之必要。
首先，資料指出2023年之際，中國的總人口數為14億967萬人，相較於2022年著實減少了208萬人，這已經是連續2年所出現的人口負成長發展趨勢，至於，2023年出生人口902萬人、出生率6.39‰，更是創下歷史的新低，對此，中國政府機關透過各種手段方法以達到人口增加之目的，如此一來，也讓『社區催生電話』的構思運作應運而生，誠然，祭出『喂，您好，請問上次月經什麼時候？有沒有生孩子的打算？』之類的詢問說辭，實難收其以換位思考之效，就此而言，要如何借力使力以提供包括健康檢查、夫妻會談、心理支持、經濟扶助及其社會參與的整體配套調控措施，這也指陳出來：關乎到生育與否，這已經不再只是限定於個體自為範疇的一項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而是直指「個體－制度－大環境」之於國家穩定發展的某種公民活動選擇，畢竟，包裹於從早婚、適婚、遲婚、晚婚、延婚、晚婚、試婚、再婚到不婚，從誘生、利生、催生、好生、難生、再生到多生，以及從不想生、不能生、不敢生、不必生到不用生等新生世代的認知行為處境，過往處於什麼年紀就該做什麼事的社會化過程，已然隨其社會環境變遷而產生價值觀念及其認知基模的世代改變，如此一來，看得到的是『不婚、不生、不養、不畏懼離婚』的新世代行為舉止，看不到則是扣緊個人主義、存活挑戰、仰望未來等潛在性發展危機。
事實上，關於搶救少子女化的命題思索，台灣政府在這方面的各項因應對策，一直也是處於束手無措困境，遠的不說，過去的8年至今，針對《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107-113）（107-114）》的目標管理，中央政府每年皆編列有新台幣1千億元起跳的預算，只不過，新生兒的出生率卻是不升反降，這也讓行政院國發會明年（2025年）一方面思索如何再藉由包括強化不孕症解方、開放單身女性人工受孕、協助養育、減輕住宅負擔以及解放照顧父母壓力等各項優化方案，編列高達1,177億元經費來推動少子化對策，另一方面，則是將年輕人不婚不生趨勢的歸因事由，歸咎於是沒有找到理想結婚對象之故的思維邏輯，如此一來，不僅漠視諸如就業低薪、物價通膨及其昂高房價等結構性限制因素，更因為晚婚、遲婚、少生、難生的加惡效果，致使少子女化所造成的滾動影響，將有如雪上加霜般無法抑制和困難翻身；連帶地，包括從各種誘因條件之『實招』、相關限制懲罰之『硬招』、補助凍卵之『虛招』、托育服務之『軟招』到撒幣給錢之『無招』，突顯包括幼齡、大齡、高齡等不同人口世代所相與糾結的，這又豈止於人口紅利或人口赤字的兩相拉扯。
最後，同文同種如海峽兩岸的中國、台灣，面對高齡子女化的人口發展趨向，實有其「存異」與「求同」之處，但是，當不婚、不生已經內化成為集體性意涵的認知基模或心靈結構，那麼，諸如催生電話、人工受孕、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紓解生養壓力以及減輕住宅負擔之類的工具手段，已然是陷入某種強弩之末的困獸之鬥，就此而言，少子女化趨向的惡質、惡化和惡夢，沒有最壞，而是只有更壞。
（本文曾刊登於113.10.26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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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徐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