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台北市某大寺廟發生董事長疑似掏空廟產的情形，事實上，如果是擴大對於這一類界乎於「宗教性斂財」的變遷考察，那麼，該種掏空廟產的行徑連帶所衍生出來的卻是包括宗教法、宗教自願部門的角色定位以及福利資源配置等等的議題討論。準此，對於這一件擬似掏空廟產的宗教現象，某些聯想性的思考點還是要兼具的，這其中包括有：
首先，如果是從理性思維的觀點來看，那麼，對於宗教團體相關法令的規範訂定是有其某種程度的正當性與迫切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畢竟「宗教」有其特有的人文社會意涵小心，這使得對於有關「宗教」與「社會」兩者之間互動內涵的論述就需要更為審慎。以此觀之，相應於制定宗教法規的思索在於指陳出來：我們有其必要進一步探究宗教相關法規背後所蘊涵的脈絡意義，這當中除了稅制的以及法令的等等的議題思考以外，同時也必須關注到諸多“超越理性”的信仰性格與信仰行為，畢竟，對國人來說，「法」（合法性）與「理」（正當性）並不是個人宗教崇拜、捐款行為抑或宗教團體慈善福利作為的首要優先判準，準此，來自於政府公部門本身對於民間團體組織運作監督能力的根本檢討，才是這一樁事件的主要課題。
其次，如果是拋開宗教之於民眾信仰個人的主觀意義解讀，那麼，攸關到宗教團體本身所匯集可觀的社會福利資源，長久一來一直都是政府公部門頭痛、棘手的公共議題，然而，龐大的香油錢抑或廣義的福利資源之所以會於集中在某特定的宗教團體，主要還是建基在宗教主事者個人的神聖魅力抑或神祇本身的靈驗性上。準此，這裡的真義乃在於重新思索宗教團體的組織運作以及它相關福利作為發展背後不同的機制設計，這其中有些是建基在宗教團體主事者個別所標舉的組織目標與社會福利藍圖；有些則是扣緊傳統民間社會『祭祀圈』與『信仰圈』的信仰特性。不過，即便是不同的宗教團體有其各自殊異的神聖誡命，但是，由於宗教團體本身所匯集的善款奉獻涉及到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因此，這些大型的宗教團體，本質上，還是不能規避政府與社會公眾的監督，但是，對於監督議題的關懷旨趣相當程度還是只能停留在技術層次上的研討，這其中包括有政府本身監督與管理機制的設計問題、這些非營利自願部門經費的運用是否有濫用或貪瀆的情形，至於，有關宗教慈善團體本身成立宗旨、組織目標抑或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等等的規範性議題，則遠非單純僅從政府公部門角度就可以加以化解的，終極來看，這還是有待於社會集體的監督力量。
連帶地，也由於政府公部門本身並沒有絕對社會管理的權力，藉此支配宗教團體信徒善款的使用情形，因此，即便政府是以公權力介入的方式，來規範（美其名為獎勵）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的發展方向，但是，這種以獎勵誘因來指導宗教團體社會服務的發展走向，往往會使得宗教團體的社會服務工作過於集中在若干特定的救濟項目上，就此而言，政府公部門一方面可以主動透過政策上的誘因，矯正以往偏頗的宗教福利服務模式，藉此達到社會性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現有的福利需求進行客觀的評估，也就是說提供具體的需求或是有關福利需求優先順序的說帖，以作為宗教福利機構從事社會服務時的參考指標。
總之，在這一樁擬似掏空廟產的疑雲事件裡，除卻誠屬於人性慾望弱點的檢討以外，在「人的問題」背後所糾結「制度的問題」，才是平議該項事件的主要切入點，擴大來看，檢視宗教自願部門的內在限制，包括自願部門組織運作上的失靈以及各個宗教特有的世界觀和社會世俗觀點之間的落差，應該都是相應而來的議題思考，也就是說，在某個層次上，「宗教」就是人的化身與變形，在賦與「宗教」神聖性格之餘，也不要忘記宗教代理人或代理機構可能出現的人性弊端，至於，跨越「人的問題」以及「制度的問題」理性思維的同時，作為超越理性的信仰問題，其基本的提問在於將「宗教」視為是一種論述、對話的場域，從而審視諸如聖化與神化、除魅與再著魅以及正信與迷信等等的各種宗教社會行為。以此觀之，我們自然不應該將這一次的廟產掏空事件予以過份的道德性論述，同樣地，我們也不必加以過度膨脹乃甚至於將這些的宗教團體視為是一種超文明的概念來加以膜拜！？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刊登於90.07.01聯合報民意論壇）
胡思聰
(
2007年6月12日 09:50
)
林祖嘉
(
2018年4月17日 16:11
)
吳文希
張瑞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