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流感(new flu)疫情的傳播威脅是最近半年全球最關切的大事,因為有超過170個國家地區傳出病例。而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新近公布的統計,台灣地區感染人口數超過10萬、確診病例(重症住院治療)為244人;其中以青壯年齡層最多、其次是學童齡層,各約60名左右。各級學校陸續開學以來,衛生及教育主管機關更是緊張,擔心交叉感染會造成群聚及社區的大流行(pandemic);全國目前有253所學校依「325」原則停課的班級數為360班、受影響師生逾萬名,相當程度影響了學校教學的正常。面對疾疫及「看不見」的微型敵人,社會大眾只能步步為營。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起因於病毒(virus)感染,通常依其蛋白質型態及感染力分為A,B,C三型。A型流感的病毒則因其高速傳播率與高致死率而有「紀錄創新者」(innovator of the records)的惡名,因為病毒會不斷的複製與變異改變;A型流感病毒的細胞核內有8股(strands)訊息基因RNA(ribonucleic acid ),核外則有外套膜(envelope)。外套膜內有「棘狀蛋白質」(spike protein),依其結構可分成「血球凝集素」(hemagglutnin,H)與「神經胺酸脢」(neuraminidase,N)二種組態;病毒便是藉由這二種蛋白質感染人體細胞,醫學上也是藉這二種蛋白質的組合形式分類流感型態。
根據流感病毒外套膜棘蛋白質的分析,病毒有15種血球凝集素(H)與9種神經胺酸脢(N)的組合;實驗顯示會感染人類的有H1N1、H1N2、H2N2及H3N2四型。惟1977年香港發現首例H5N1「禽流感」(bird flu)變種病毒的病例(在此之前H5N1只在禽鳥類間傳播),殆至2003年WHO發布亞洲H5N1流感疫情嚴重(當時全球致死率高達50%);該次流行單是亞洲地區估計便有1.5億隻鳥禽死亡,哺乳動物也廣泛遭到感染。如今此株病毒仍在變異及傳播中,其毒性與感染力也還在不斷變化。
科技及醫藥的進步,曾使人類以為人力可以勝天,尤其在合成了抗生素(antibiotics)與疫苗(vaccine)後,心態更是高傲昂揚。1978年聯合國就曾簽署「Health of All 2000」的計畫議定書,目標是2000年之後,「人類社會將毋須再為流行疾疫擔心」。但證之日後諸多疾疫的新起與擴散事實,顯然該項計畫並沒有達成。
以A型流感病毒為例,其複製自身RNA時,由於聚合脢(polymerase,RNAP)失衡,無法校對及修正所複製RNA的序列,使「錯誤」持續增加累積,但病毒的表面抗原(antigen)每次的變化相對極微,稱為「抗原飄變」(antigenic drift),使免疫系統難以察覺而未被啟動,待病毒株變異成為「新」RNA病毒後,免疫系統就失靈了。
另一方面,病毒藉著快速的「抗原移變」(antigenic shift)能力,可以迅速重新組合,並在不同宿主間任意轉移、改變傳染對象與途徑,使得防疫工作更加困難。這也是流感每三、五年會小流行,三、四十年會大流行的原因。
此次新流感以及過往肆虐人類社會的重大疫情,讓我們體認到人類面對看不見的殺手是多麼的無力與不安。1870年代,法國化學微生物學家Louis Paster提出「微生物致病說」(germ theory of disease)以及發展疫苗接種(vaccination)、消毒(disinfection)、滅菌(pasteurization/sterilization)等防疫技術之後,百餘年來人類對於創造出無患病菌、無虞傳染病的生活環境控制總是樂觀以待。
惟近年隨著醫學微生物研究的認知,覺悟到那其實是人類自恃過高的迷思;地球上的微型殺手,其實恆以絕對優勢主宰世界,也一直以較人類科技高明的變異機制、快捷精準的「移行換位」,撥開人類自詡高超的防疫技術防線。
人類自始即與細菌病毒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既相剋又相生;人類無法也無力加以馴伏或剋制。面對來勢洶洶的新興疾疫與善變病毒,人類要更審慎的看待亙古以來的競合關係,至少要維繫住起碼的平衡點。絕不可讓人類的片段選擇性認知搭配自大的科技,以超限利用方式逾越臨界點;否則逼出了對手的「毀滅性突變」(catastrophic mutation),反而可能造成人類免疫系統的全面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