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心華核四公投的議題，讓正反雙方的聲音在媒體上不停的席捲而來，目前暫以反核的聲音居於上風，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台灣現在都不談全球暖化的危機！縱使反核的輿論一直強調是為了國土的安全、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沒有了核電，勢必更加依賴傳統的燃煤、燃氣發電，如果因此而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加劇，這難道也是下一代之福？綜觀我國的發電結構，如果核四廠未能安全而順利的商轉，再加上因為環保運動的抗爭而使燃煤機組無法依計畫新建，則未來勢必將大幅依賴昂貴的天然氣發電，以目前的發電比例來看，如果核四未能順利商轉、加上舊有核電廠依期除役，日後我國每年即需多付出千億元以上的天然氣購置成本，此一額度早已超越之前吵翻天的年金、退休金、肥貓、年終獎金等議題。另就能源供應的安全與穩定而言，我國目前僅有七天的天然氣安全庫存，一旦遭遇連續颱風災害，豈不上演停限電的現代鬧劇？
進一步而言，我國除了在2009年面臨金融海嘯的衝擊，而導致電力需求略有下降之外，其餘時間皆處於電力需求正成長的態勢，而近年國人完全感受不到電力供應吃緊的壓力，這必須感謝蔣經國、李登輝兩位前總統任內，積極推動電廠建設的庇蔭，事實上，在未來幾年內完工的電廠，基本上都仍歸屬於李登輝執政時期所批准興建的（因為電廠從評估、規劃、設計、施工、商轉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必須盡量未雨綢繆，否則就會趕不及）。台灣雖然目前仍有20％以上的備用容量率（法定備用容量為16％，而近期有部分人士提出我國的備用量有達28％，其實這是用2009年金融海嘯時的數據來誤導），但是在台灣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建一座電場往往耗時十年以上，因此，即使核四上線，我國的備用容量仍會降到10％（低於法定容量），而90年代正是因為全台的備用容量在10％以下，造成全台的缺電危機，工廠生產斷斷續續，影響產業發展甚鉅，殷鑑不遠，國人不應忘記。以目前的新燃煤電廠的新建計畫不斷遭受抗爭的情況來看，不管核四商不商轉，我們都註定要面臨重大的供電危機，這個部分可以從新電廠的興建進度大幅落後，和燃氣發電比例過高這兩個層面來說明。
首先，在近幾年預定完工的電廠當中，除了燃氣電廠可以依計畫完工之外，其餘規劃的燃煤電廠完全無法完工，尤其彰工、深澳等燃煤機組遭遇環保抗爭，已將延宕多年，如此下去，一旦核一～核三依期除役，則我國的供電夢魘將必然會來臨，更別提，用電量會持續上升，電廠新建的速率遠遠趕不上需求的增加，等到感受危機時，早已為時太晚。當然，燃氣電廠的興建阻力較小，而目前開放的民營電大多都屬於燃氣發電的形式，但這又會衍生出下一個問題。
燃氣發電的燃料成本高昂，但由於其啟動速度快，因此多半作為中載、尖載發電角色（核能和燃煤等基載電廠24小時發電，滿足基本的用電區求，等到日間尖峰時段，再開啟燃氣發電作為支援），但依照我國的基載發電設施建設進度大幅落後的態勢下，未來勢必大大依賴燃氣發電作為我國發電的主幹，在核一～核三除役前，我國可能每年都需多花費數百億元購置天然氣，而等到舊核電廠除役之後，每年可能將多花費上千億元購置天然氣，此一多花費的成本，如果不能轉嫁到電價上的話，可想而知，我們又會舉債度日，或者對於其他的預算項目造成嚴重的排擠，實在令人憂心。
至於最近有人大聲疾呼的再生能源發電，基本上，這完全是另一個不相關的問題，試想，晚上沒有太陽光可以發電（事實上，台陽光電的容量因素低於15％）、風力發電也時有時無（風力發電的容量因素約僅有30％），到頭來還是得依賴健全的基載發電設備作為配套，才能建置一個穩定、可靠、經濟的發電模式。而許多人常舉歐洲的再生能源發電案例，誤認為台灣若發展再生能源發電就可以不需要建設新電廠，殊不知歐洲各國因為有電網相連，一旦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可以立即由鄰國的電網支援，台灣是獨立電網，自然沒有這樣的條件。更別提再生能源發電需要非常廣闊的土地，這正視台灣所欠缺的天然條件。
若為了下一代著想，我們這一代絕不能只從感性的層面大聲疾呼反核，更明確的說，如果不要核電，我們就必須得接受燃煤發電，如果嫌燃煤發電太髒，我們就得接受昂貴的天然氣發電，但是我們也必須為此付出電價上漲的代價。因此不論是減核或廢核，都必然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這是無庸置疑的後果。當然，再生能源發電的潛力也被許多人提及，但是以台灣的天然條件和當前的技術瓶頸，在短期內我們無法依賴這樣昂貴而不穩定的發電方式。日本身為福島核災的最大受害國，但目前也重啟了核能發電政策，這證實了廢核不如想像中的率性簡單，其背後牽涉到的現實問題，也絕非訴諸感性而可以解決。總而言之，如果把廢核之後的電價上漲、能源供應不穩、消費力下降、產業競爭力喪失、碳排放、微粒狀污染物風險等因素和發生機率考量在內（這些機率都遠高於核電事故的機率），那結局又是如何？各方都是為了下一代著想，因此國人應好好把握這史上最有意義的一次公投，把問題通盤思考，才能給子孫一個交代。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