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轟轟烈烈的落幕了。中共絞盡了腦汁,傾全國之力,藉奧運把中國的地位捧到國際社會的尖端,很成功的吸引了全球幾十億人的目光。為了迎接奧運,在實質建設上把北京脫胎換骨,自一個數百年的古都,改變為廿一世紀的嶄新城市,其轉變的速度史無前例。全世界的重要建築師都參與了這次盛大的建設活動,留下了他們的作品,成為北京的驕傲。
對於這次盛大建設在建築上的功過,見仁見智,有不同的看法,但作為全球化時代建築的示範,其意義是不容輕視的。可惜的是,
台灣建築界在這次世界建築的表演賽中完全缺席,只能在背景建築上幫點小忙。
北京的這次經驗使我們意識到,建築在廿一世紀終於站上了文化活動的尖端,成為全民注目的焦點。作為一種生活的空間藝術,建築所產生的感動具有龐大的生產力,稱之為文化創意產業,已可名符其實。可是在台灣,我們對於這樣的趨勢缺乏積極的反應,只能學習大陸在必要時邀請國外名家來台表演一手。但是在僵硬的行政體制之束縛下,即使國外建築也極難自由發揮,至今沒有看到有指標性的作品出現。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國外名家來台憑實力爭取業務是未可厚非的,但當政者必須知道,一個自由而進步的國家必須培養自己的建築師,肩負起新時代建設的任務。他們在國內行有餘力,還要在國際場域中爭取表現的機會,才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正道。只有台灣建築師揚名國際,以特有的文化背景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才算發展成熟。
社會人士可以責怪台灣建築界不爭氣。在長期被壓抑的社會環境中,建築界養成得過且過的習氣,缺乏鬥志,確實是事實。可是當政者如能高瞻遠矚,積極改善環境條件,大力培養建築人才,情勢應可迅速得到改善。
關鍵的是指標性文化建築的籌劃與設計一定要有政策的支持。一方面,要在城市發展中保留主要及次要建築的位置,可以成為地標,為生活空間的重心。另方面,要在這類建築中使用不同於一般建築選聘建築師的方式,以達到高標準設計的目的。也就是政府先要為建築界準備舞台,然後才選聘有才能、適當的建築師操刀。戰後巴黎的一些主要公共建築就是這樣產生的。
為了指標性建築要寬列預算,提高設計費,用各種方式選用國內有天才的建築師,給他們表現的機會。有計劃的培養可自次要地標建築開始,對沒有經驗但有才能有潛力的年輕建築師特別拔握聘用。如果不走這一步,即使準備了舞台,也只有為外國人提供機會,聽任國內建築界的創造力日見衰頹而已。
(本文原載於聯合報97.8.30《名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