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道
邇來，人民幣幣值問題引起中美貿易戰鼓頻催，連帶使得全球外匯市場烽煙四起，貨幣戰爭一觸即發。追本溯源，經濟全球化顯然脫離不了干係。經濟全球化現象，除了促成商品勞務的貿易總量大舉提升外，還包括跨境資本移動的速度加大加快。而全球資金快速大量的移動，不僅加大金融市場的波動，也間接影響各國的經濟穩定程度。
職是，各國政府，尤其是新興市場，針對跨境資本移動的干預措施紛紛出籠（美其名為穩定措施）。例如，巴西於2009年10月率先針對熱錢（hot money）開槍，凡是進入巴西境內購買股票或固定收益債券的外來資金，紛紛課徵2%的金融資產交易稅（或稱托賓稅（Tobin tax））；相隔一年後，更把債券的金融資產交易稅上調一倍，從2%提高到4%，並提高每日標售美元金額，以遏止瘋狂的投機炒作行為。而泰國政府也於日前宣布將針對外資投資公債的利得預扣15%的交易所得稅，以阻擋蜂擁而至的熱錢。
值此新興市場力抗熱錢之際，對貿易依存度一向偏高的亞洲國家而言，跨境資本快速移動可能造成的影響與衝擊更是顯而易見。因此，為有效降低國際資本移動所產生的風險，央行總裁彭淮南特別呼籲，亞洲各國應聯手建立區域匯率合作機制，以實際行動穩定亞洲各國貨幣的價值。
根據彭淮南總裁說法，建立正式的區域匯率協調機制，除可減少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促進亞洲各國經濟金融穩定外，還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區域內貿易與投資成長。尤有甚者，更可進一步防範金融危機的發生。
顯然地，面對全球經貿日趨一體化及詭譎多變的國際金融情勢，區域間的經濟整合已成潮流，而各國為因應金融危機的衝擊，也紛紛進行更深入的金融合作。例如2000年5月通過的清邁協定，即是利用東協加三的架構，加強區域間有關資本流動的資訊交流與交換，並藉由貨幣互換和回購（透過外匯儲備）的雙邊條約，進行穩定貨幣市場的金融合作。
此次彭淮南總裁所提的亞洲區域匯率合作機制，就學理上而言，可歸入國際性政策協調（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理論的一環。所謂的國際性政策協調，係指各國在經濟政策相互調整的過程中，必須考量他國可能採取的相關因應政策，從而透過彼此協商訂定不會損及他國利益的總體經濟政策，並遵守相互的承諾與約定。藉由國際性政策協調，可以避免負的外部性，參與各國間也可獲致政策協調的正面效益。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東亞地區，為防範再一次的金融危機，東亞各國乃積極投入區域金融合作，包括1991年成立東亞太央行首長會議（Executives Meeting of East Asia-Pacific Central Banks，EMEAP）、2000年建立雙邊換匯機制（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s）、2003年建立亞洲債券基金（Asian bond fund，ABF）等。亞洲區域匯率合作機制構想，其實可視作更進一步的亞太區域金融合作。
由於亞洲各國普遍傾向以出口提振經濟，過往也常出現競爭性貶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作法。亦即，亞洲國家往往喜歡採取讓本國貨幣貶值的方式來提高出口、壓抑進口，創造貿易盈餘美化經濟數據。但是，這樣的做法也容易引起他國仿效，最終落入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貨幣競貶惡性循環。若是區域匯率合作機制構想可以落實，不僅可減少區域匯率的巨幅波動、促進區域金融的發展，還可降低貨幣競貶的負向外溢效果、提升區域內貿易與投資成長。這對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亞洲國家來說，似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凡事均有一體兩面，尤其是這種架構在國際性政策協調理論下的合作機制，可能導致參與國家的政策易於受到他國的牽引，喪失獨立自主的運作空間；嚴重者，可能與國內政策目標相違背，但基於參與國際政策協調的承諾，仍不得不遵守，最後可能必須放棄國內政策目標。因此，區域匯率合作機制的建立仍有諸多考量，特別是亞洲各國央行自主意識都極為強烈，是否願意放棄自身的匯率政策主導權，仍有待存疑。儘管如此，對向以淺碟經濟著稱的台灣而言，若是可藉此納入區域匯率合作機制的保護網下，降低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並提升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而這大概也是彭總裁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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