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順德
蔡英文提出召開「國是會議」的呼籲之後，蘇貞昌一開始還嘗試冷處理，後來則打蛇隨棍上，附和蔡英文的提議，希望能由馬總統出面召開國是會議，讓朝野共同商議台灣當前的財政危機與各種年金制度問題。翻開過去台灣召開「國是會議」歷史，九○年代召開了「國是會議」與「國家發展會議」；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政府則召開了一次「全國經濟發展會議」。除了九○年代的兩次會議對台灣憲政體制與民主轉型產生助益外，第三次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已淪為大拜拜，會議結論洋洋灑灑兩百多項，最後真正予以落實推動的，卻少得可憐。
從過去歷史的經驗來看，國是會議的召開效益已逐步遞減，追究其原因，九○年代的兩次會議正處於台灣民主轉型的階段，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並不對等，當民意開始高漲時，勢必會衝撞概有的舊體制，透過體制外的民意壓力，讓多元的聲音與力量進入政府決策之中，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與國家資源的分配。2000年之後，台灣歷經政黨輪替，民主化轉型的成效開始發揮，民間多元的意見已擁有各式各樣的管道進入政府決策過程，政府與民間武器不對等的結構已被打破，所謂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區分亦逐漸失去其意義。
回到此次召開國是會議的議題，此次蔡英文呼籲召開國是會議的重要訴求之一，即是體制內的管道已不能解決台灣的年金問題與財政危機，所以必須訴諸體制外的國是會議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蔡英文的訴求基本上存在兩個邏輯的矛盾︰第一是，現今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發展到相當程度的成熟階段，何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區別？大家其實都已在體制內，只是個別的政策影響力不同而已。第二，即便我們仍勉強接受有體制內與體制外之分，民進黨身為最大的在野黨，在體制內早擁有足夠的政策影響力，如今卻嘗試尋求一個體制外的管道來解決問題，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台灣大大小小的會議已經開得夠多了，我們並不欠缺國是會議，而是欠缺朝野的互信，當朝野政黨連一起坐下來談一談的機會都付之闕如時，還有什麼萬靈丹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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