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振明
吳孟道
近日，彭總裁開出四大藥方，認為救經濟可從促進投資、將民間資金導入公建、鼓勵掌握關鍵技術的對外投資及統合五大基金著手。盱衡現今台灣經濟環境，確實存在著民間儲蓄及資金過剩，且民間投資及公共投資不足的情況。然而，投資不足主要是當前政府的財政壓力，造成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問題嚴重，所以公共投資無法提升。事實上，當前財政改革已經面臨必要性，更何況稅收短缺以及公共債務法的限制讓五都財政無法發揮其功能，在此情形下，公共投資自然遇到瓶頸。
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國內目前的政治環境實在令人憂心，要讓政府部門推動公共建設，已經非常困難，更何況要引導民間部門進行投資。尤有甚者，現今假油風暴讓企業誠信問題持續爆發，連帶也使得社會大眾對企業失去信心，投資士氣也隨之低落。在這種環境下，要提振全體的投資環境，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因此，彭總裁提出的藥方是否可解決台灣的經濟成長問題，值得深思。
其實，要拯救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境，央行的貨幣政策或許遠較於上述四大藥方來得有效，金融海嘯後美國聯準會的作法就是最佳的例證。過去五年來，美國的貨幣政策主要目標即是在促進就業同時刺激經濟成長，因此聯準會也推出四次的量化寬鬆政策（QE），目前看來似乎也未有縮手跡象。聯準會下任主席被提名人葉倫日前就曾公開表示，美國經濟依舊相當疲軟，因此在經濟未強勁復甦前，量化寬鬆政策都不會縮手，顯見Fed的政策目標焦點一直落在如何促進經濟成長上面。
根據美國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聯準會被賦予的任務涵蓋經濟成長、促進就業及維持物價穩定。在這樣的政策目標下，聯準會主席針對當前經濟情勢，決定貨幣政策要支持對抗失業並促進經濟成長，這確實是明智之舉，也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反觀我們的中央銀行法，雖然賦予央行這麼多的政策目標，但央行卻一直以穩定對內及對外物價作為施政核心，這是值得我們討論的。
換句話說，盱衡現今的經濟環境，央行的貨幣政策是否仍然要維持當前的政策目標順序，即先考量匯率及物價穩定後，再來考量經濟是否維持成長，著實有待商榷。因為目前台灣的經濟表現不甚樂觀，經濟成長率一直向下修正，IMF最新的經濟預測已經直言台灣今年的經濟表現將只領先日本，在亞洲地區名列倒數第二。因此就當前經濟現況來看，促進經濟成長可能比穩定對內及對外物價來得重要。簡言之，過往央行由於要維持匯率的穩定，常常顧此失彼，造成匯率高估或低估，此種作法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或資源的有效配置，甚至無法導正產業的正常發展。
事實上，中央銀行法第二條要求央行需維持對內及對外幣值的穩定，這在固定匯率制度時代，即制定中央銀行法之初，毫無疑問是央行的天職。可是自從1970年代國際貨幣金融體制在金本位制崩潰，各國實施浮動匯率以來，匯率的穩定已經不是央行的主要目標，反而就如同利率的調整，只是一個政策的工具。換句話說，匯率就像是利率一樣，是中央銀行達到經濟成長及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工具，而不是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因此，未來中央銀行法第二條有必要隨著當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作重大的修訂。
總體而言，在當前社會氣氛低迷、消費不振、投資環境不佳、公共投資萎縮之際，我們認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應以促進經濟成長並降低失業率為主，而非維持匯率及物價穩定。而至於是否修改中央銀行法，因無急迫性，可從長計議。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載於2013年11月20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林祖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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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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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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