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院民事庭今天就要開庭審理立法院王院長所提確認黨籍一案。本案發展到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其本質屬憲政權力、政治體制如何定位的公法爭議，卻變成一個民事案件，和其他民事如房屋買賣合約簽訂糾紛等量齊觀，實在匪夷所思。對於本案，我們認為既然牽涉諸多憲法疑義，台北地院應停止審理並聲請大法官釋憲。
事實上，過去法院對於政黨內部的自治事項，通常採取低密度審查或不審查原則，例如民國88年前國民大會議長蘇南成不顧當時國民黨主席反對，通過國代延任案，而於同年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並同時喪失不分區國大代表資格。另外，民進黨曾以相同的手段，開除遵守議事規則不肯「亮票」的不分區立委邱彰；這些案件均未受到司法的干涉而改變。這種立場等於是一道讓司法不接觸實際政治的防火牆，換得政治勢力願意尊重獨立審判的空間。
但是本案的民事庭假處分案一、二審裁定，似乎有意改變此項傳統。此項議題涉及司法權與政治議題的分際；司法如果介入政治太多，是否會捲入政治爭論，從而導致未來政治勢力對司法的反撲，長期而言，反而不利獨立審判的實現？所有鼓吹並維護司法獨立的有識之士，包含司法人員在內，都必須仔細思考這點。
以日本為例，其最高裁判所對於政黨懲戒黨員處分，向採尊重政黨自律的態度，不論是在1988年有關黨員開除處分之「共產黨袴田事件」判決，以及1995年有關不分區國會議員除名處分之「日本新黨繰上補充事件」判決，均保持一貫的立場。我國該如何？值得法官們深思熟慮。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在就職後喪失其所屬政黨黨籍者，自喪失黨籍之日起，喪失其資格，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法院予以註銷，其所遺缺額，除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由該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按順位依序遞補」。然而，但如果政黨撤銷不分區立委身分，中央選舉委員會函請立法院註銷立委資格，立法院卻拒絕配合，又如何？立法院註銷的法律性質為何？是立委喪失資格的生效要件？或只是遞補不分區立委的通知？凡此種種，涉及不同憲政機關間執掌應如何配合銜接的公法重大問題，實在需要大法官從公法立場詳加解釋。
再者，不分區立法委員是否有免被去職之權力，也是制度設計上所必須考慮的元素。對民選的立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有罷免之規定，但對於不分區立委卻無從以罷免方式體現民意的規定。為此大法官第331號解釋明確指出：「按政黨比例方式選出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中央民意代表…既係由所屬政黨依其得票比例分配名額而當選，如喪失其所由選出之政黨黨員資格時，即失其當選之基礎，自應喪失其中央民意代表之資格」。
如果政黨無從發動黨內紀律，導致不分區立委喪失黨員資格，上述解釋即失去其意義。或許有人說，政黨內部之措施，是否會破壞憲法權力分立制度、侵犯立法權運作？如此說成立，政黨即無從以撤銷黨籍的方式使其不分區立委去職，執政黨對於其不分區立委將無可節制。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憲政層次的公法問題，不宜也無從民法的民事角度來判定。
從他國的制度來看，日本及韓國憲法皆有完整的國會自治規定，使言行不當議員喪失其資格。我國憲法除罷免制度，則並無使不適任立委喪失資格的規定，而立法委員行為法第28條對立委的紀律規範，也無剝奪立委資格的自律懲戒。若無從以政黨剝奪黨員資格之方式使不分區立委去職，顯然在憲法及法律上均無任何制衡不分區立法委員之管道，這是否合於釋字第499號解釋理由書所說，「我國憲法明定各級民意代表均得由原選區罷免之，與多數歐美國家多有不同，就此而言，亦非純粹自由委任」的憲政體制？
本案既然牽涉如此重大的憲政和公法疑義，實不宜由一般民事法院管轄、解釋和判定。我們慎重建議台北地方法院聲請大法官對第331號解釋，作進一步闡明，如此可以建立明確的憲政規則，深化鞏固我國的民主憲政，杜絕本案及未來所有類似案件的爭議。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鈕則勳
胡幼偉
吳威志
李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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