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建國
1989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除了政治面出現動盪之外，經濟上也興起了一股反改革開放的聲浪。1992年夏天，鄧小平南巡發表講話，確定中國大陸必須繼續朝改革開放的道路邁進；同年10月，兩岸達成了「九二共識」，隨後，促成了1993年的第一次「辜汪會談」。
兩岸關係改善，讓有識之士前瞻到台灣趁勢而起的機會。其中，大前研一為台灣規畫了「亞太營運中心」的藍圖，建議台灣以大陸為腹地，努力成為世界進入大陸的跳板，大陸接軌國際的門戶。「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引起了大陸方面的注意，特別成立了專責研究單位，並從其中攫取可用的元素，作為上海發展建設的參考。
然而，1996年9月，頂著直接民選的光環，李登輝前總統否定「亞太營運中心」構想，要求台灣的企業家「戒急用忍」。原本與李登輝交情甚篤的大前研一，為此和李登輝鬧翻。
結果，今天的上海，不僅是亞太地區的營運中心，更是全球性的經貿都會，還要進一步往更加開放的自由貿易區先行先試。台灣呢？鼓動學運和社運的人士，反完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後，又要反《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了。一長一消，伊於胡底？
以自由貿易為基調的全球化，的確有著正反兩面的影響力。從正面來說，世界各國互相降低貿易壁壘，彼此開放市場門戶之後，各自所擁有的要素秉賦將更能反映它們的真實價格，組合或交換生產要素的交易成本會進一步降低，資源配置會更有效率，大家都可享受到更多價廉物美的產品。
不過，從反面來看，全球化也帶來了分配惡化的衝擊。當全球化意味著資本主義全球性的擴大加深之餘，分配不均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各個國家之內，不斷沉淪惡化。
問題是，我們要因此拒絕加入全球化的行列嗎？《21世紀的資本主義》的作者顯然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因此採取了全球治理的思維，希望建立一套全球適用的稅制，以累進稅率來讓有餘補不足，緩解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
台灣缺乏自然資源的小規模經濟體，沒有本錢在全球化的潮流趨勢中關起門來稱大王，必須有本事將台灣的競爭利基鑲嵌進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分工體系中，因勢利導，向上提升，才不會被潮流趨勢甩在後頭。
有人說，台灣應該先求產業升級，再來談自由貿易。但是，事實很明顯，台灣許多產業早已是全球化供應鏈或生產網絡的一環，只有自由貿易和產業升級同時並進，讓國際間有利於產業升級的要素能更順暢方便地為我所用，台灣才不會掉鏈脫網，變成亞細亞的孤兒。
從「亞太營運中心」被否決的那一刻開始，台灣其實已經在全球競爭的行列中一步步落後了，無論是兩岸貿易協議或者是自由經濟示範區，都只不過是在補課追趕而已，該做的功課不做，就等著留級吧！
（本文轉載於2014年5月14日旺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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