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
2019年元旦突然傳出蔡政府要用超徵的稅收來發紅包，沒想到，民眾不領情而群起批判，指向政策粗糙。稅收紅利變成了400億煩惱絲，紅包未發人民就有感了！終於行政院在改組前公開說明，400億將用來「拚經濟、助弱勢、防豬瘟」，剩下的拿來還債。可是這句話既無具體項目也無分配原則，尤其並未交代連續超收數千億稅金錢的去處，政府光拿400億來慷納稅人之慨，豈能服人？蘇內閣上台，正好是個小考驗。
若要強調「公平」，理論上超徵的稅就應該退給那些多繳稅的人。要不然將400億拿來償還政府所欠的債，為了後代也算合理，畢竟中央政府至今負債超過5兆元，人一出生即負擔債務22.7萬元。這兩種作法爭議雖然不大，只不過較難符合蔡總統要讓人民「有感」的期待。
看來蔡政府比較希望人民拿到現金，有賞賜之感，最好！於是有人提議將錢分給2,360萬人民，可是偏偏有人拿此和十年前馬政府發消費券來比較。
後者是因為全球性金融海嘯，政府是為了刺激民間消費；前者師出無名反而有為選舉綁樁之嫌。於是鎖定「經濟弱勢」做為發放對象，正當性似乎較高。
由於政府在「社會救助法」已規範了「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作為法定的弱勢，適格者已經有了政府的經濟扶助與相關減免。如果以這些法定弱勢為對象，那麼重點應該是如何協助他們脫貧，而不是把錢發給他們，那只會讓「福利依賴」現象加深，長期而言，政府反而幫了倒忙。
如果排除法定弱勢，那麼就來訂一個薪資不超過3萬的人口為對象，那就會像是2008年5月馬政府剛上台不久所推出的「近貧方案」。當時是鑑於石油上漲到每桶147美元，帶來全球性通膨，政府為了協助那些不符合社會救助對象的「近貧」而有「工作所得者補助方案」，第一階段六個月原本是因應通膨，因當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來襲而有第二階段的六個月。
該方案乃短期性措施，融合了西方國家「工作福利」（workfare）的精神，並考量經濟衝擊的急迫性，減少採申請制耗時與高行政成本的缺點，主動來補助「近貧家庭」。
以全職但低薪人口為對象，並考量全家所得與不動產的情況下，找出約30萬戶「近貧家庭」，每個月政府視其所得水準發給3,000至6,000不等的補助。由於是根據前一年的財稅資料來篩選，從事灰色或黑色經濟者（亦即未繳所得稅者），因缺少財稅資料，並不會成為補助對象，而那些受補助的近貧家庭也不會產生「福利依賴」的情形。
蘇內閣若要以弱勢為對象來發放，不妨研究一下馬政府的近貧方案，但也不要忘記，當年民進黨是如何批判這個方案的。
日昨內政部傳來去年只有18.2萬嬰兒的生育量，這不僅是2010年以來的新低，也是蔡政府成立後連續的下滑；值得注意的，在330萬25至34歲人口中只有三成結婚，且去年結婚量又持續減少，若沒有更有效的措施，生育量會再下挫。
日本總人口約為我國的五倍，生育率近十餘年來均高於我國，2017年生育量首度低於百萬，挽救少子化已成為安倍政策重中之重。我國被聯合國列為最低生育率十個國家之列已有15年了，這國安問題比日本還嚴重，為了台灣永續，何不用超徵稅收來加碼鼓勵婚育呢？
（本文曾刊登於108.01.15經濟日報名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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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