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信昌
在壞帳連連侵蝕下，銀行業固然自食惡果；而在債台高築的壓力下，屢屢也發生借款人厭世輕生的情事。這兩年來，隨著行政機關的被動介入，規範所得與信用額度的倍數比例，導正行銷廣告與債務的催討作業；尤其是在自然人債務更生條例通過以後，卡奴問題已經得到適度的舒解。
因此我們要問的是：調整利率上限，是否仍是幫助卡債族的好方式？如果不是，還有那些行政規範可以加強？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信用審核透明化，以打破銀行業的隱形勾結呢？
首先要正視的事實是：信用卡是簡易支付的工具，信用卡的確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效；類似超商或加油站的快速過卡，更可減少排隊等候；但是信用卡的手續費用與較高的利率，都是在提醒持卡人要量力而為，量入為出。
其次，如果是借貸，就需要提報用途說明，需要有慎密徵信；現金卡只是借貸關係下方便取款，方便瞭解動支情況的工具。提議修改利率上限，卻不提信用卡與現金卡的功能差別；不談特約商店給予銀行三％以內的費用認列；不談立法修正後未來手續費的約定，羊毛出在羊身上，銀行又豈是省油的燈？
當消費活動高占國內生產毛額五成七左右，任何內需活動的促進與新投資的誘發，都有賴於持恆熱絡的消費來支持。有低成本的消費融通與支付機制出現，這不僅可以擴大民生需求，同時也提供生產者監控消費市場變化的及時工具，好拉近產銷規畫的密切性。
我主張將雙卡的實收平均貸款利率做區間管制，例如在十二％到十五％的區間內，而不是齊頭式的利率上限。在各有利基市場的情況下，更可以鼓勵銀行持有不同的債權組合；監管機構則僅就其利率的分佈性狀來做掌握。如此一來，甲銀行可以專取市場的兩端來確保風險沖銷的可能；乙銀行則只經營公務員或白領階層等中低風險客戶，重要的是銀行會在每個可區隔出的風險度中，同時去競爭客群。
多做此一道統計量測，可以細分出銀行專注業務的特質差異，在數位化資料的年代裡，這部分的計算和執行成本不高。本規範可以避免銀行集中承接過高風險的客戶，並且能有效促成同業競爭的發生，期能推翻銀行業不分消費者債信品質，通通收取高利息和費用的作法；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監管成本很低，在促成銀行業競爭好客戶之餘，又可以達成以昭公信的目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本文刊載於2009年4月10日中國時報A18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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