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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展旭 ( 2007年1月17日 09:55)
關鍵字：數罪併罰 一罪一罰

據報載，法務部業已完成刑法總則修正草案，其中決定將現行刑法第卅八條第二款規定有期徒刑之上限，自十五年提高為廿年，加重規定亦從廿年提高為四十年。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數罪併罰的最高限制，從廿年提高為四十年。此外，修正第四十七條規定，酌採美國「三振法案」精神，對於三次犯罪之累犯加重本刑一倍，以收嚇阻功效。並刪除第五十五條牽連犯及第五十六條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從一從重處斷的立法例，改採「一罪一罰」，以免鼓勵犯罪。至於第七十七條無期徒刑得許假釋之服刑年限，亦由十五年提高為卅年，累犯者提高為四十年，以符合「無期徒刑」將犯罪者與社會隔離之本旨。雖法務部聲稱，此次修正是為符合現代需要，然其中卻非無值得檢討之處。

誠然法律是規制人類社會的規範，故法律制度須配合人類生活的型態，因時空的差異，作不同的修正。然而正因為如此，法律不論如何翻修，都不能脫逸人類社會既存的文化情感及價值觀，應以追求人類最大福祉為依歸。因此，自法政策學的觀點而言，法制度設計涉及兩個層面，一是以耗費社會最少，達成預定之效用，即所謂「效率性」的要求；以及符合人類社會公正合理的正義判斷，亦即所謂「正義性」要求。而法制度的設計必須求其二者適正的達成。就法務部所提草案觀之，無非以加重剝奪犯罪人之個人自由（最小耗費），以嚇阻犯罪，求取社會安謐（預定之效用），制裁破壞社會秩序者，以實現公平正義（正義性要求）。然而實際上，犯罪人恐會因此更挺而走險，犯重案或大案，謀更大的不法利益，反而造成社會越加不安，公平正義亦更加難以達成。就此而言，草案內容非無再詳予斟酌之餘地。

其次，法治國原則及人道主義乃刑事政策最重要的兩大原則，從而刑事政策的擬訂，應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以及人性尊嚴的要求。尤其近代刑事政策思想，已由舊派的應報理論，推移至使犯人改過遷善之教育主義思想。因此，懲罰犯人、隔離犯人以免危害社會、嚇阻他人犯罪以及教育受刑人，雖為自由刑的四個主要作用。然而基於教育主義及刑罰謙抑之思想，應揚棄應報刑之觀念，排除刑罰萬能之思想。草案中有期徒刑上限的加倍調整，以及提高無期徒刑假釋門檻，法務部從嚇阻功效的提升說明修法的理由，雖可凸顯自由刑的嚇阻功效，有其值得肯定的道理存在。然而此舉是否過當？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殊值進一步探究。且當自由刑的嚇阻功效提升後，死刑的相對嚇阻作用更加有限，死刑的存廢或減少，即有通盤檢討之必要。草案未言及此，似欠週延。此外，根據資料顯示，累犯率確有昇高的趨勢，針對累犯、三犯以提高刑度加以嚇阻，「三振法案」法例的採擇，自然有其必要。但是此等措施的前提，仍必須以刑罰的教育作用為基礎，亦即監獄等矯正機關及更生保護體系，真正能夠發揮教育的功能，充分給予受刑人改過自新的機會。然而在現行矯正保護體系未能充分發揮教育作用的情形下，此時納入「三振法案」重懲累犯、三犯規定，對於犯罪人而言，不免過於嚴苛，恐有「不教而殺」之疑慮。

綜上所述，刑罰的加重顯然不能單以嚇阻效用為考量，而完全忽略現代刑事政策教育思想的人道關懷。一味迷信「治亂世用重典」，不僅斲傷我國人權法治形象，更與世界潮流相悖。希望政府部門能夠深切體察刑事政策的真諦，提出真正具有前瞻性的修法提議，使我國的人權法治邁向新的紀元。

（本評論係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 何展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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