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掀起反服貿的激情，卻也讓台灣社會首次深度探討對外經貿談判的利弊得失，開啟公眾輿論的理性對話空間，突顯《兩岸服貿協議》本質上是國家利益的「取捨」問題，須衡量取捨後必須付出的相對代價，而這些思考和衡量，都必須經由理性的沉澱才有可能。
貨貿不簽後果更重
無論是這次引發爭議的《服貿協議》，還是任何形式的FTA（自由貿易協定），本質為「Give and Take」（取和捨），從別人身上得到市場、利潤和發展機會，而自己則必須付出就業減少、市場遭侵蝕、利潤降低等代價，除非是「不給不拿」，根本不入局；否則，無論是「全給全拿」、「多給多拿」及「少給少拿」，都會對自身產業造成一定衝擊。至於衝擊的強弱，端視取捨的比例衡量，這是任何參與自由協定的國家皆有的認知。
《服貿協議》僅涉及國內30%產值項目的自由化，若台灣對「低階」的服貿持續有所顧慮，則不必考慮後續較服貿更高門檻的FTA，像是「高階」的RCEP和TPP，兩者涵蓋貨品零關稅、服務業開放、農產品進出口及投資准入，皆涉及90%以上產值項目的開放，而台灣屆時只有「不開放」和「大幅開放」的選項。
服貿延宕所造成嚴重後果還包括影響後續「兩岸貨貿協議」的簽署。貨貿涉及台灣數千項產品輸陸關稅減免，其中汽車、車用零組件、工具機、面板和石化產業，占國內GDP顯著，可說是台灣經濟的動脈，貨貿不簽的結果恐比服貿停擺更為嚴重。因應服貿拖累貨貿的衝擊，台灣政府應有所因應，和對岸商討服貿和貨貿脫鉤，調換服貿和貨貿的優先次序。最壞的打算則是「棄保」，必要時放棄服貿來保住貨貿。
這次服貿爭議也暴露政府和年輕族群的溝通代溝。從官方和反服貿陣營的宣傳戰觀察，藉由網路傳播的「懶人包」，其影響力遠超過發言人、說帖和公聽會組成的官方溝通管道。顯見後續政府的溝通模式必須改弦更張，擺脫教條式的宣傳，並善用網路、移動式等新興媒體工具，有效地凝聚全民共識。
北京當思台灣疑慮
再者，政府對重大施政的推動模式也須有所改變。對這次服貿爭議，很大層面來自年輕人對未來前途憂慮的投射，而這種憂慮顯然會對政府重大政策的推動造成阻礙，後續重大經貿談判、自由經濟示範區、募兵制及年金等政策恐備受考驗。未來政府在推動重大政策前，可嘗試「先做小規模的試驗」，確保相關利益族群的不被傷害後，再進行全面性的推行。
不僅是台灣本身，相信對岸也在這次服貿爭議中汲取一定教訓。先前大陸對台工作的主調為「懷柔」、和「讓利」，下鄉採購農產品，深入鄰里走親訪友，乃至在經貿談判上的讓步。不過，這次掀起反服貿風波的最大主因，指向台灣基層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因此，如何降低台灣民眾對未來的疑慮，勢必成為北京方面的必修課。
（本文轉載於2014年3月28日旺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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