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中共第18屆第5次中央委員會議即將於10月中召開，據悉，依據前次所共識的「依法治國」精神，貫徹「打貪打腐」政策，也是其會議重點之一。
由於此刻大陸因經濟結構轉型過緩，加上近年國際經濟景氣混沌不明，導致其經濟成長幅度被迫不斷下修調整，故利用此次會議在檢視過去績效的同時，將不利經濟成長的「特殊」因素排除，其背後思維，反而引發我們對於其經濟體制所存在的矛盾，進行探討。
1980年代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短短30餘年中，不論在產業發展、科技紮根方面，或是在公共建設、都市規劃方面，其所表現出來的成就或所累積形成之實力，可以說是舉世共睹。觀察這些成就與實力之所以能夠高效率、高成長的達到，乃是與其長期以來所採取的一黨獨大、集體領導政治體制之下，使得在運作執行上存在優勢有所密切之關聯，甚至為形塑「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基礎之一環。
如果比較近30餘年來大陸所打造出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與1980年代之前，台灣在一黨獨大、菁英匯集體制下創造舉世所欽羨的經濟發展奇蹟之模式頗為類似。若與歐美民主國家多黨政治體制比較，一黨獨大政治體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確能夠針對國家發展方向與資源進行較長期的規劃及有效執行，並且順利達到預期目標。
換句話說，現今大陸在中共一黨獨大、集體領導政治體制下，實施可以展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線，其優點是從政策形成至決定過程之中，並不需要按照歐美國家在民主政治體制運作下耗時費力進行協調或妥協，尤其隨時可以因應環境變化即時迅速增修法令或調整政策。
相對而言，其缺點是缺乏歐美國家在民主政治體制運作下所常見的透過政黨輪替及權力分立加以制衡，使得現行統治者容易結合一群頗難以撼動的既得利益者，往往造成統治者與非統治者的對立、權力者與非權力者之衝突，最後甚至可能加深社會結構的矛盾與腐化，進而引發挑戰政黨之合法性與妥適性。
也因大陸經濟政策在中共少數群體控制下，不但難以真正反映民意，而且缺乏有效監督制衡，一旦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發生錯誤或包庇，其所衍生的貪腐問題，久而久之恐將影響經濟持續成長。這些明顯實例，從2011年鐵道部長劉志軍、2013年四川省委書記薄熙來，至最近軍方高層、國企主管等舞弊案件，均是因部分黨、政、軍、企等領導階層為了滿足個人私慾，而利用職權所架構難分難解、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宛如一個頗類似家族之特殊權力集團，其貪腐程度令人嘆為觀止。
儘管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在特殊發展模式下快速崛起，進而形塑頗具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路線，其亮麗表現足以自豪，甚至帶給歐美先進國家相當程度威脅，已成為許多經濟學者研究的實例。然而從近年大陸經濟體制所衍生各種層出不窮的貪腐案件中，卻又提供我們對其經濟發展模式之省思。
在此同時，大陸經濟已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最為艱鉅的體制轉型挑戰，即將從2016年實施的「十三五」規劃所追求的各項目標，個人認為其核心問題並非執行能力，而是在推動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如何建立一套永續發展透明監督制衡體系，為其脫胎換骨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2015年9月24日旺報D3版「民意論壇」：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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