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四年之前，民進黨再度取得執政，希望擺脫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產業過度單向「西進」，以及降低台灣對外貿易依賴單一國家，在與東協國家之間的投資保護協議未臻完善下，高舉分散市場風險旗幟，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期待透過加強與東協、印、紐、澳等國家經濟的連結，讓其成為台灣產業對外市場布局之延伸。不過，四年之後，檢視新南向成效，似乎並非如此。
依據財政部最新公布出口統計報告資料顯示，今年前六個月，雖整體對外出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封鎖邊境影響，但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額達到668.5億美元、年增9.8％、占比42.3％，皆創歷年同期最高；相對此一期間，台灣對東協地區的出口金額則是僅有248.9億美元、年減4.8％、占比15.7％，不但是四年以來的最大衰退幅度，而且皆創歷年同期新低，兩者歷年同期比較呈現最高與新低「兩極」現象。
如果再就財政部統計資料，針對過去四年以來台灣對外出口最重要的中國大陸（包括港澳）和東協地區兩大市場加以觀察，其中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占比，均在四成以上，略較歷年上升。相對此一期間對東協地區的出口占比，則是從2016年的18.4％、2017年的17.3％、2018年的16.4％，至2019年的16.4％，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不如2013年所創下最高的19.1％，使得「新」南向是否重蹈「舊」南向後塵，再度成為媒體報導或輿論關心焦點。
回顧台灣推動「南向」政策並非始自今日，而是溯自1990年代初期。亦即台灣從1960年代起在國際分工體系下擔任代工生產帶來經濟高度成長，此時正面對著內部生產要素價格飆漲與外在經營環境變化衝擊；加上中國大陸採取武力鎮壓民眾受到國際社會封鎖之下，推動南向政策是頗為符合台灣促進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的規劃。不過，隨著1998年亞太金融危機，在席捲東協國家經濟的同時，重創產業體系，反而引發台商在中國大陸擴大改革開放政策，配合各項優惠措施誘因下，更加西進投資，導致第一次南向政策鎩羽而歸。
2000年之後，民進黨首度擊敗國民黨取得執政之後再度推動南向政策，由於東協國家歷經亞太金融危機之後，經濟體質脆弱、產業體系鬆散，此時台灣推動南向政策方向，調整以甫剛崛起、市場規模媲美中國大陸的印度作為主軸。雖印度經濟成長平均達到7％，但與加入WTO之後經濟成長平均超過10％以上的中國大陸比較，在先天條件優勢、後天環境配合下，難以擺脫中國大陸經濟磁吸效應，使得第二次南向政策終告失敗。
其實，一個小型經濟體在「重力理論」原則及「市場規模」磁吸效應下，其對外投資或貿易，在無形中勢必與相鄰的大型經濟體產生頗密切的互動往來。無庸置疑，近年隨著東協地區經濟的大幅成長，加上中產階級人口之不斷增加，是正在崛起極具發展潛力與值得拓展的市場。不過，台商前進東協地區，除了語言風俗隔閡之外，行政效能不彰、法令規章不足及投資保障協議不備等限制，這些卻又是許多台商難以因應的風險。
相對與逐漸邁入成熟的中國大陸市場比較，由於兩岸同文同種、地理位置接近，加上台商西進多年以來，已經習慣中國經營模式；尤其面對中國經濟體已成為全球僅次美國經濟體的規模，同時兼具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雙元地位之下，台商在整體經營規劃上，無疑將會選擇以中國大陸作為其產業發展的最佳腹地，充分發揮「規模經濟」利益。亦即台商在現實環境考量下，根本難以割捨中國大陸市場，甚至更加遵循「接近（中國大陸）市場、落實在地」布局策略，作為投資、貿易優先選擇。
在此同時，面對美中貿易爭端未歇及新冠疫情肆虐，造成國際經濟情勢劇變、全球產業生態重整之下，除了逐漸邁入成熟的中國大陸市場之外，正在崛起的東協地區市場，更加是台商未來展現實力最重要的場域。不過，無法忽略的是，中國大陸所主導的RCEP即將生效實施，在兩岸經濟實力已經從「量變」轉型為「質變」，呈現不利我方現實環境下，政府必須以務實的思維將兩岸關係的未來如何持續和平發展作為「上位」政策，進行整體前瞻規劃部署。唯有如此，始能排除台商布局南向所存在的風險，進而搭乘市場快速成長列車，避免「新」南向重蹈「舊」南向後塵。
(本文刊於2020年7月16日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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