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保護人權、消除種族歧視的立場，我們建議政府在「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於3月31日完成立法之後，行政院及立法院再度攜手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轉換成國內法。雖然行政院是因為「郭冠英事件」而於日前提出制訂「族群平等法」的構想，完全沒有提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但是若是能以本法作為落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的手段，應該還是值得大力支持的。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第4條要求締約國以刑罰處罰下列行為：傳播以種族優越或仇恨為根據的思想，煽動種族歧視，對任何種族或屬於另一膚色或人種的人群實施強暴行為或煽動，對種族主義者的活動給予任何協助（包括籌供經費在內），以及參加提倡與煽動種族歧視組織或活動。該公約第6條規定，締約國應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人人均能經由國內主管法庭及其他國家機關對違反本公約侵害其人權及基本自由的任何種族歧視行為，獲得有效保護與救濟，並有權就因此種歧視而遭受的任何損失向此等法庭請求公允充分的賠償或補償。
準此，族群平等法首先應該考慮對種族歧視的言行科以何種刑事處罰，德國刑法第130條對種族歧視的言行視情節輕重可以處罰金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挪威刑法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較於德國2次世界大戰時種族滅絕的慘劇，以及挪威擁有大量移民，我國族群問題的比較不嚴重，因此未來族群平等法應該可以採取比較輕的處罰，我國刑法第310條毀謗罪最重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可供參考。
其次，族群平等法當然毫無疑問應該提供受到歧視之人民民事救濟，但是還必須考慮到受到歧視之人民往往是社會上弱勢，欠缺權利行使所需要的資力與能力，只能依賴公部門提供協助，故應該在本法提供配套措施，或是法律扶助，或是免除其訴訟費用，或是委由行政機關認可之團體代其訴訟，或是設置Ombudsman為其行使權利。再者，需要思考的是，若歧視性的言行是針對特定的族群，則何人具有提起訴訟的適格地位？其損害賠償應該如何計算？建議不以特定族群的成員為限，否則容易陷於特定族群與特定族群的對立，故可考慮使之成為公益訴訟，任何人均可提起。至於賠償的標的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是在合乎比例原則的情形下，支付去除偏見、增進族群間了解的溝通、教育與宣導所需要的費用。
最後，族群平等法是否需要設置行政機關並授與其對歧視性言行可處罰鍰之權力？我們的看法是可以設置Ombudsman之類的機制，由其對政府整體施政乃至一般國民之言行是否有族群歧視性，提出評估與糾正。但是對於不聽從糾正者，應該是移送一般法院，由法院科以罰鍰，而不是由行政機關逕為處罰，否則外界會產生行政機關干涉甚至箝制人民言行的負面印象與批評。
其實，以上討論不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的部分內容，還有許多細膩的規定有待族群平等法研究吸收。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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