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瑞婷
其實，政府希望透過修法的方式，改善部分不當的媒體內容，這已經不是首次。2009年，NCC提出「衛星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其中為了兒少福利的保護措施，在廣告分級與節目置入方面，也提出了明確的高度管制方式。但是，就算在各式相關法條當中置入規範方式，若無法減少不當的媒體內容，過多的管制方法不但顯得捉襟見肘，更是治標不治本。再說，如果政府只是為了改善媒體內容而陷入管制迷思，新聞自由即可能就在分寸之間逐漸消失。
長久以來，主管機關談到媒體管制及新聞自由時，一直致力於維持天秤兩端的平衡，只是在媒體競爭環境日趨惡劣，業者面臨經營困境卻也無力變革的窘況，而政府遲未協助業者改善產業環境，從整體來看，更是缺乏樂觀可期的產業政策全景，導致天秤開始傾向管制的一方，已逐漸出現失衡的現象。對此，若政府仍是執著於如何管控新聞內容的末段產出，而未發覺艱困環境才是問題根源，那麼就算這次政府與業者在《兒少法》修正草案取得共識，但仍無法徹底解決不當媒體內容持續泛濫。
總的來說，修法可能是一個改善現況的手段，但不是治本的方法。筆者擔心的是，若主管機關以為明令修法是可行的方向，認為單方面的修法即能改善媒體環境，那可能會讓新聞自由陷入管制迷思的危機。筆者以為，主管機關應了解新聞內容惡化的原因，與業者共同尋求改善產業環境的根治方法，而非依賴片斷的修法過程，才能讓新聞走回「求真求實」的良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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