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失衡趨勢，讓社會中的勞動及中產階層之實質所得在近十年來是不增反減，無怪乎普羅大眾對復甦的「經濟成長」並無感覺，因為生存所需之米、油、糖、麵粉、泡麵、衛生紙等都在節節地漲價，但就是薪資沒漲，唯有「樽節開支」把家撐下去，但在現在的「失望」下實難以對外來產生美好的「期望」。此外，由於產業結構調整的失衡，在2010年已被取代的「獎參條例」過去又獨厚某些特定的資本及技術密集之科技出口產業，造就了不少科技新貴，再加上影視娛樂界的天王天后們，炫耀著住進帝寶豪宅，開著雙B名車等「奢侈」行為，形成了浮華的都會世界，城鄉差距反映了財富兩極化的社會失衡。另由於在利益團體的政治壓力下，資本利得稅遲遲不開徵，遺產稅又大幅下降，產生了租稅結構的失衡，除中產階級成了稅負的承擔者外，國家的財政負擔亦更趨惡化。在所得失衡，財富失衡及租稅失衡的三種複式交錯失衡下，台灣已然呈現的是社會的上層處在「杯觥交錯」的美麗世界，而社會底層卻是處於「嗷嗷待哺」的生存困境。
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政府行政部門表示基於社會公平正義，要推動「豪宅稅」、「奢侈稅」的租稅改革。行政院在三月初業已通過俗稱「奢侈稅」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草案」，針對不動產交易、特別銷售稅率不等及勞務等三種行為要額外課徵營業稅。若立法順利，新法最快七月一日施行，政府預估每年可增加一百五十億稅收。
這個被稱為「奢侈稅」的新稅制，究其核心，是要透過租稅手段，抑制不合理的房價。它要針對兩年內進行買賣之「非自由住宅」，依據實際售價，加課百分之十到十五的特別稅，可以說是在對不動產投機銷售行為課徵「懲罰性」的特別稅，藉此打破長期以來由投機客、建商與房仲三方形成的房價哄抬炒作的「利益共生」結構。值此都會區房價節節高漲，房屋市場機制已然失靈，而庶民終日為「房事」哀聲連連，苦於通膨壓力之際，利用租稅工具打擊不動產投機行為，打破房價哄抬利益共生「惡質鐵三角」，絕對有其急迫性與正當性。
此外，對高價貨物部分，價格三百萬元以上的汽車(九人座以下)、遊艇、飛機、直升機、超輕型載具，及價格五十萬元以上的龜殼、玳瑁、珊瑚、象牙、毛皮及其產製品、家具，或價格五十萬元以上的高爾夫會員證等，皆要課百分之十稅額。由於該類商或勞務有其價格較低的替代商品或勞務，但購買者寧可捨低價而付高價購買，普羅大眾視其為帶有炫耀與挑釁的奢侈行為。有一種看法是，奢侈品與非奢侈性平價品有市場區隔，買奢侈品著者由於在高使用者成本下之價格需求彈性較低，而願付高價，但該類消費者的行為並不會因「從眾效果」而聯動平價商品的飆漲；因此，課徵奢侈稅，除了給社會對政府降低貧富不均的有所作為之象徵意義外，就祇是增加了國庫收入，對普羅大眾的實質利益相對有限。此種看法有其理盲之處，其一是因為社會存在的「從眾行為」可能對某些類型的奢侈行為並無消費抑制性，而會在奢侈品之間進行選擇性的「支出移轉」，此一來，恐對國庫收入挹注有限；其二是可能會在國內產生「工作移轉」的負面效果，亦不容忽視。
1990年時美國國會也曾通過了對包括遊艇、私人噴射機、豪華汽車及珠寶等大家公認的奢侈品課稅之新奢侈稅案；因奢侈品的消費對象是富人，對富人擁有的奢侈品課稅，似乎頗符合社會公平原則，也能給政府帶來財政收入。然而，在市場機制的供需力量運行下，結果卻大出國會意料之外，對富人沒課到什麼稅，反而窮人負擔了稅賦，其道理何在？
譬如，由於某些奢侈品的交叉需求彈性較大，對遊艇課稅而使遊艇價格上升，富人可能就不買遊艇而改買豪宅，或坐頭等艙去旅行玩樂，甚至於有人去加勒比海度假，順便帶一艘遊艇回來，或到歐洲去旅行帶一部賓士車回國。在外國買的物品要交關稅，但可避開支付奢侈稅。遊艇的供給彈性在短期是較低的，美國國內的遊艇工廠，在短期內難改變產能，工人也難以轉業，遭裁員或減薪的工人才是真正受害的窮人。
政府要課稅，對物品的需求彈性一定要搞清楚，在高彈性需求與無彈性供給下，課稅的負擔就大部分會落在生產者與工人身上。美國國會在國會議員代表選區利益曉以「大義」之後，終於在1993年時針對大部分奢侈品取消課徵奢侈稅。
奢侈稅逆轉了台灣長期只減稅不增稅的慣性惡習。民粹的政治稅改下，政客不負責任的把債務留給期待「明天會更好」的世代子孫，是不道德的行為。如今，我們看到稅改的的一綫曙光，透過奢侈稅開徵起個頭，政府要堅持邁向公平的稅制改革，奠立穩定的經濟發展基礎，消弭社會對立階層的不安。我們不悲觀的是因為有遠見的政治領導人會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但不容我們樂觀的是總有那些短視的幫派政客，會濫用政治的權力阻礙改革的腳步。一個方向正確的稅改，要有其完整性、持久性，不容出現環境變遷下的時間不一致性，及政客們不負責任的要脅及妥協扭曲了租稅改革的公平性。
（本文刊載於2011年3月27日中央網路報智庫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謝明瑞
林建甫
周信佑
李俊緯
彭思遠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