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新生e世代的青少年在「憂鬱症」方面的好發情形出現加遽惡化的現象,然而,「憂鬱症」將不僅止於患者個別性的病因,而是有其集體性的論述意涵。
從微視面來看,憂鬱症的病因雖然牽涉到個體生理功能的失調以及人格結構的異常,但是,作為心理疾病的一種類型,憂鬱症除卻病患個人的生物、心理、生理因素以外,也可能因為社會性因素無法有效地適應生活而出現心理失常的現象,就此而言,經濟下滑所遭致生存的困頓以及人際關係適應上的難題等等的社會性因素,就當有可能會分別對失業族群和青少年族群產生一定程度的構造影響,準此,對於類似憂鬱症病發的對治方式,也就不全然是擺置在患者本身疾病的處遇上,而是有其相與對應的配套做法。
事實上,這幾年來快速的社會變遷發展,雖然是帶動了台灣社會的全面性繁榮,但是,非物質性的精神文化並沒有隨之昇華並且內化而成為新生一代的價值思維和認知模式,相反地,一方面是出自於家長們的疼愛情結並且是將父母以往成長過程裡所欠缺不足的事物,以補償的心態加倍地回饋給親生的下一代;再者,基於保護主義的社會思潮,整個社會也較為寬容地看待新生世代的成長痛楚;連帶地,西化抑或偏頗的知識訊息亦以不加設防的方式直接挑弄青少年脆弱的人性,總之,諸此種種構造因素的糾葛牽絆造成新生代的年輕族群被貶以『爛草莓』、『半熟卵』等等的道德性稱謂。
連帶地,一旦這些偏屬於個體層次的道德性指稱被加總、擴散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與價值認知時,那麼,低落的情緒管理知能、不佳的人際互動關係、不良的挫折忍受能力以及膚淺短視的生涯規劃目標等等的思維行為模式,在在都會是可以預見得到的發展後果,就此而言,「憂鬱症」的病發也當僅是一種外顯的症狀,也就是說,憂鬱症的背後實則蘊含著文化的衝突、價值的扭曲以及結構性條件的失調等等之於個體層次的各種外在力量,這才是真正病灶之所在。
總之,當我們放大對於與憂鬱症相關聯的外衍性思考時,那麼,「憂鬱症」這種從個體性病因到集體性病灶的連續光譜,除了對於病患進行必要的藥物治療和諮商輔導以外,如何防範這種個別性的心理疾病被進一步地渲染、擴散以成為一種集體的社會現象,這會是一種基進且迫切的社會性工程,就此而言,除了期盼在工具性的操作層次上設置心理衛生的專業團隊以及縝密的支持性系統以外,之於規範層次相關議題的思索則是包括有建構起當代台灣社會的文化主體性,藉此讓青少年在從事與歐美日韓的文化交流過程中獲致析辨、調和的基本能力;進行必要的社會性教育宣導,藉此扭正偏頗的親子教育觀念;連帶地,對於青少年未來生命機轉可能的限制,亦有其改造的必要,也就是說,進行諸如教育制度、升學管道乃甚至於文憑主義的價值改造。
邇來,「哈日」、「韓流」彷彿成為當代臺灣社會青少年族群的一種集體行為,然而,對於該種現象的論述真義除卻是來自於青少年好奇以及追求超炫的個體層次意義以外,跨國間的文化擴散、文化震撼與文化同化的整體層次意涵,這亦是一項基本的發問,至於,相與因應的對治策略則不在於敵視、殲滅甚或是過於歇斯底里,而是在於還原回到:我們這個社會可曾用心地為這一世代的年輕族群創造兼具質優量足的成長空間?或許,在解構我們所憂心的青少年「憂鬱症」的同時,對於教育的、社會的以及人文的全面性解構,這才是思索青少年「憂鬱症」的真義所在!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曾刊登於90.11.05中央日報全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