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因應於疫情的干擾因素，也讓國內的移工就業或產業，產生微妙的牽動影響，簡言之，量質均是有待商榷的「移工」及其所產生的「移工海嘯」情事，將會是一項接踵而至的國家發展和社會安全危機。
誠然，從移工的來源國數量、專業服務的人力素質以至於不穩定的移工就業情形，這早已是一項隱含集體意義的整體社會事實（holistic social fact），只不過，從移工的屬性類別到所牽連出來的層層堆疊，那麼，對於該項移工海嘯的考察論述，自然是不能逕自於片面切割的處理方式，遠地不說，就勞動場域別而論，從家事移工、社福移工到產業移工，都是呈現出來有行無市的缺工現象，背後指涉出來的乃是該項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已然是糾結生育模式、產業結構、地緣政治及其全球化擴散而來的預期性後果，也就是說，缺工的情形，當只會更形的惡化、加劇，如此一來，覬覦於從低端到進階的移工就業型態，抑或是意圖從移工到移民的社會性增加策略，呈顯出來的也會某種鏡花水月般自我感覺良好。
再則，相應於超高齡社會的長期照顧事實壓力，一方面未能從戰略層次以思索在家老化、在地老化和機構老化的多軌並行措施，而是本末倒置於藉由移工的引進，來解決燃眉之急的照顧問題，尤有進者，祭出從累積剝奪、制度障礙到社會排除，除了無法讓移工作成為共生的夥伴關係外，更是喪失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社會共好契機，這也使得臺灣的移工聘任，一直都被限縮在家庭企業的私性領域、成本效能的市場機制考量，糾結的更是從交易成本到機會成本以迄於社會成本的相互拉扯，如此一來，短期、消耗和殘補的應急對策，也讓從移工到換工、洗工、逃工、黑工等打工行徑，淪為某種「個體—制度—大環境」的人性或政治籌碼，更遑論於諸如薪資水準、福利待遇或是基本勞動權益保障的相關提問。
冀此，眼前的各種移工亂象，當只是社會性排除所長久積累下來的一項反撲而已，癥結之處還是在於政府漠視所謂的「缺工—移工」現象，實乃是要從私領域到公共領域、從市場運作到社會移轉以及從自求多福到結構性解套，藉此思索國家責任及其遠見瞻觀；連帶地，針對移工聘僱、運用的諸多脫序行徑，如何有其停損設置和社會相融的因應對策，至少，將移工等同於本籍勞工般，規劃從權益保障到福利增進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善用就業安全基金的經費使用效益，以讓保健因素的人性誘因，進一步地擴及到工作適應、就業服務、勞動環境、文化包容的激勵因子，畢竟，落難成兄弟的移民臺灣，又何必非得硬是要骨肉才是彼此相親，而是訴求於一種相濡以沫的共存、共生和共榮的臺灣子民，這也是移民島國應有的海洋文明胸襟。
（本文曾刊登於111.01.13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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