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杜卿
首先就憲政體制的部分來說，未深刻理解民主意涵的人，或許會以為阻撓施政報告是一種在野黨表現「民主制衡」的方式，殊不知，對行政院長來說，前往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不僅是尊重立法院以及憲政體制的表現，更是憲法所課予的義務。作為一種「憲法義務」的行為，除非修憲加以廢除，行政院長固然不能因立法院的抗爭，而排斥前往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立法院如以多數決拒絕行政院長進行施政報告，都是一種明顯的「違憲」作為，更何況少數的在野黨採取激烈的抗爭行動，阻撓行政院長履行憲政義務，當然更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
即使回顧我國憲政發展的歷史，國、民兩黨無論在朝或在野時，都曾經進行過類似的阻撓，例如民進黨曾經與新黨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違憲」為由，抵制連戰院長進行施政報告；國民黨與親民黨亦曾因「行政院片面宣告停建核四」為由，杯葛張俊雄院長到立法院報告九十年度總預算編製經過並備詢，但不能因為這些先前的「惡例」，就認為阻撓是一種民主、合憲的表現。
再就政治運作的層面來說，民進黨立委在立院阻擋行政院長劉兆玄進行施政報告，除了是一種破壞行政院長行使憲法義務的行為，違反了民主憲政的基本規律以外，其實正是捨棄了「體制內對話」的機會，反而自己搭建一個「體制外的舞台」——民間國是會議，卻要求馬總統（即政府官員）與會，這不是捨本逐末的荒謬行徑嗎？
事實上，民間國是會議在性質上既為一種體制外的途徑，無論達成任何結論或共識，都還是要回到體制內的機制——透過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協調、合作，才能夠成為國家機器具體推動的公共政策。所以，就此而言，無論馬總統或內閣官員是否在「形式上」出席這個會議，只要「實質上」接受了這個會議的結論，就是對這個會議的肯定。如果民間國事會議真的能夠端出解決經濟衰退的牛排大餐，還怕執政黨不買帳嗎？民進黨真的不必為了馬總統是否出席而大打口水戰。
不過，執政黨的表現也未免過於「其器小矣」。
如前所述，既然是民進黨棄體制內於先，馬總統因此而拒絕出席民進黨與台聯所舉辦的體制外會議，乃具有對憲政體制、對民主政治展現高度尊崇的意義，只要未來馬總統多多重視民間的聲音，這次不參加就算了。
但是，同樣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在野黨的天職不就是「反對」嗎？特別是民進黨在今天的憲政體制之中，受限於立法院不足四分之一的席次，可以說完全沒有依循體制內制衡的可能，因此，轉而以激烈的肢體衝突進行抗爭，雖有違民主精義與憲政體制，恐怕也是最後而不得不的選擇了吧。具備「完全執政」條件的馬總統與國民黨，難道不應該有所「同情的理解」嗎？
馬總統固然找到了一個可以不參加這次民間國事會議的好理由，然而，「朝野理性溝通的空間」非但不會因此而有所改善，反而讓人更加擔心又埋下未來朝野的「相罵本」。縱然大家都知道，陳水扁八年執政的最大後遺症就是留下了一個分裂的社會與國家，坦白說，這才是馬總統任期中最大的挑戰。所謂「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個裂痕如不能彌合，台灣將沒有任何能力與機會，因應各方面的衝擊與危機。馬總統與國民黨不妨仔細體會「千里來書為堵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的箇中三眛，簡單的說，要彌合愿懟，當然是要由強勢者率先遞出和平的橄欖枝。
同樣的，劉院長的「道歉」，也不需要任何的「前提」或者在野黨的「配合」。絕大多數明理之人都可以理解，台灣本身屬於淺碟經濟形態，本來就容易被國際經濟情勢所影響，不是那個政黨執政所能避免的。但相當多的民眾，尤其是社會若是階層受困於目前經濟景氣低迷而感到不滿，也是執政黨無可迴避的責任。換句話說，劉內閣可能並沒有犯錯，但基於「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道義責任，道歉，甚至是一再道歉，反而是體現馬總統所揭示「苦民所苦」的最卑微的行為，也會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反省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衷心的期望朝野兩黨應該回到體制內共商國是，畢竟經濟的困境並不是意識型態的爭議，而且最直接關係到民生福祉。面對如此險峻的全球經濟衝擊，我們固然需要一個「大有為」的執政黨來解民生於倒懸，但也需要一個「忠誠的反對黨」，理性的選擇與執政黨共謀方法來為民眾尋找出路，而不是趁機打擊政府製造動亂。一旦身居少數的在野黨在立法院採取焦土政策，對國家仍然是嚴重傷害，過去國民黨作為一個「多數在野黨」都不曾如此作過，民進黨也應該反躬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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